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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索:“回流”能否解决就业结构失衡之困

行动教育
来源: 标签:深度探索回流 2012-03-20 11:13:23

到中西部地区和基层就业,成为近年来许多学生的主动选择。CFP供图

  从外地回到家乡、从东南沿海回到中西部地区,这种就业“回流”现象在2011-2012求职季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社会大众把目光聚焦于农民工“回流”等原因造成的“用工荒”时,我们更应该思考,能不能因势利导,让大学毕业生就业“回流”形成更大声势和规模,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区域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 

  ■通讯员 黄伟 本报记者 汪瑞林 

  曾蕾,宝鸡文理学院2008届毕业生,一位时尚漂亮、性格活泼的女生,毕业后到沿海城市寻梦。去年,她在家乡咸宁市创办了湖北志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志通过旗下的咸宁生活网引导市民走向有品质的生活,让正在发展的中部城市咸宁走向时尚。她说:“我喜欢沿海城市,更喜欢自己的家乡,我要将沿海城市的潮带回来。”如今,曾蕾已经得到了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小额担保贷款,业务越做越大。 

  咸宁是湖北省南部的一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内属中上水平,但与沿海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该市工商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全市工商注册户数增加了10万个,这意味着全市又多了10万个老板。这些老板中,有的是企业家,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和返乡农民工。 

  纵观全国,咸宁只是一个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出现“回流”现象——从外地回到家乡,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从东南沿海到回到中西部地区。在2011-2012求职季,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两个境遇不同的群体出现相同的就业流向,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这将给就业市场带来怎样的“蝴蝶效应”? 

  当光荣与梦想遭遇冷峻现实——“回流”提升幸福指数 

  在广州一家知名酒店管理公司工作两年多的朱明,最近萌生了回河南老家工作的念头。“虽然在广州的工资比在郑州高一些,但是两地的房价相差更悬殊,凭现有工资很难在深圳买房,而在郑州的生活成本低很多,而且离家近,两年的工作经历让我积累了不少经验,以后的发展前景也不错。”朱明的话很朴实,句句都切合现实。 

  拥堵的交通、高得离谱的房价、激烈的竞争和不轻的工作压力,使得很多向往“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的毕业生逐渐望而却步,一些原本在大都市打拼的“漂”一族,也谋划着“逃离北上广”。去年,知名人力资源网站“智联招聘”对求职者地域选择的一项调查发现,北京的选择比例从13%下降到了12%,上海的选择比例从9%下降到8%,选择广州的下降幅度与上海相近,“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也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回家乡就业,除了现实的压力,还有情感和家庭方面的原因。“要是跑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去工作,爸妈岂不是白养了我?”陕西女孩小高的一句玩笑话,代表了眼下独生子女群体就业时的现实考虑。小高在武汉读的本科,后到北京读硕士研究生,一年前考上了西安的公务员,同时也拿到了不少江苏、上海的工作机会,但最后却选择留在家乡。“说实话,长三角地区肯定比西安宜居,发展机会更多。但是,综合考虑一些实际问题,在家其实也不亏。”小高是家中的独生女,想着自己如果到江苏、上海工作了,爸妈没人照顾,她心里就有一万个不愿意。 

  在这一点上,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选择很相似,那就是越来越“现实”。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和关心孩子的教育。《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东中西部各级农民工收入差距在缩小,在中西部的本地就业,与到东部去就业相比,平均下来月收入相差不到500元,如果扣除交通成本,与在本地就业所获收入的差距已经微乎其微。 

  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当前,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各种保障尚不完善,当其他条件相同或接近的情况下,工作场所离家越近,生活成本越低,生活质量越高,幸福感越强。上述蓝皮书的分析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同样是适用的,与其都挤到大城市和东南沿海,不如回到家乡小城。在创业方面更是如此,熟悉家乡的资源、拥有较广泛的人脉,创起业来更加轻车熟路。团中央最新的一项统计表明,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创业属于回乡创业的类型,其中大学生村官等政策示范效应是重要因素。  [page]

 

二三线城市就业限制少、优惠多 CFP供图

  小城市大空间小地方大作为——哪里机会多就去哪里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2年全国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出100万人,而680万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是本世纪初的6倍多,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与总量上的供需失衡相比,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成为吸纳富余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区域,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更进一步印证了这种结构性逆转:2009年我国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劳动力需求之比为1.38:1,到2010年这一比例变为0.99:1。这表明,二线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首次超过一线城市,但是目前二线城市的人才供给依然小于一线城市,因此,二线城市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空间更大。 

  2007年毕业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吴礼具,现在已是浙江瑞安市绿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毕业后,他先后在乡镇学校当教师、自主开店。2009年,他进入温州一家装饰五金公司从事行政主管工作。 

  “虽然工作稳定,报酬也比较丰厚,但我最想做的还是自己创业。”吴礼具心中不断憧憬着自己的创业梦想。2011年,他拿到瑞安市绿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计划打造一个集养殖场、果园采摘、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农家乐”。“这是一个庞大的创业设想,我打算先从养殖入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养兔结缘。” 

  他说,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兔子的数量有望达到1000只,“下一个目标是将已承包下来的山围起来,采用放养的方式,让兔子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喂养出更加优质的兔子。”他表示,养兔致富并不完全为了个人,一旦这条路子可行的话,将逐步为附近农户提供种兔和技术帮助,以成立合作社的形式,带动全村乃至更多人共同富裕。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学生“回流”就业越到基层,越表现出一份可贵的奉献和责任意识,再加上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成为带动基层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也被地方政府所青睐。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安徽省在北京启动“皖籍在京高校毕业生回乡创业计划”。该计划以皖籍在京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为扶持对象,首批计划从2012年起,连续3年,每年为50名左右回皖创业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项目、启动资金及创业政策扶持等,吸引更多学子回安徽就业创业。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安徽籍在京高校大学生约3万人,每年毕业生人数近5000人。该计划以“积极回皖创业,建设美好安徽”为主题,旨在扶持一批在京高校毕业生回家乡创业,为家乡经济发展作贡献。为此,安徽省在驻京办设立专门窗口,为回乡创业学生提供证件办理、项目推介、项目对接、创业咨询、资金资助、服务衔接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在创业项目落地后,各地创业服务机构负责为回乡创业的学生提供全程代理服务,包括实行注册资本“零首付”、免费参加创业培训、创业场地扶持、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障补贴支持、税费减免、人事代理等。 

  目前“回流”趋势很好,但规模有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就业信息共享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毕业生通过这个平台都能看到各地,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就业职位空缺信息。他认为这是突破信息局限,解决大学就业区域不平衡问题的突破口。 

  近年来,为改变毕业生就业区域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引导毕业生到中西部和基层就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实施了“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专项就业计划,各省市相关配套政策更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改变毕业生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状况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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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难非一策一举能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促就业结构调整 

  回家乡、到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就业创业,大学生就业“回流”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给回流地也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变化。但是,“回流”能否终结大学生就业难、化解结构性矛盾,从目前情况看,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指出,目前国家经济投资的地区结构已经开始调整,不少企业已经向西部转移,大学生就业的区域去向开始改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就业仍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容纳毕业生的能力有限,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区域必须向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乃至农村基层延伸。 

  从现阶段看,不管是“回流”地区还是一线城市,结构性的矛盾依然存在。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该省今年新增岗位中73.9%为制造业,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仅有38%打算从事制造业,而大学生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就更少了。 

  如此一来,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这个老话题、深层次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著作《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用“非常6+1”形容当今世界的产业链结构:“1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6就是从产品设计到终端零售的6个软环节”。他认为,在“6+1”模式中,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6”而不是“1”。他举例:在工厂里,从董事长到大门口的保安,可能不需要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生产制造环节没有必要雇用大学生;而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产业链的6大软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而我们是一个以“1”为主的产业结构,而不是一个以“6”为主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本身造成了大学生的失业问题。 

  根据“6+1”理论,很容易解释:目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需要大学毕业生的岗位并不多,所以出现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6大软环节,反而是在国外完成的。所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结构性矛盾的一条出路。如此一来,对“回流”现象就应该辩证地看,一方面,“回流”为欠发达地区补充了“血液”,但另一方面,“回流”之后城市的低端产业是否会吃紧?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的专家研究指出,这就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转型,带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就业结构的分层。东部沿海地区,今后应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而实际操作、面向生产一线的员工则逐步向二三线城市和中西部城市转移,这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地理学科的“逆城市化”发展进程。 

  其实,产业的转型、就业的“回流”,既要从就业环节引导,还要从学生培养、专业设置等源头上加以优化。职业管理咨询师刘云认为,“用工荒”的对象多是“做蛋糕”的相关专业和职业,而所谓“就业难”的对象多是“分蛋糕”相关专业、职业。“做蛋糕”的相关工科专业的毕业生偏少,而与“分蛋糕”相关的热门文科专业(如财经、管理、法律等)过度扩招,供大于求,所谓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分蛋糕”性质专业(如财经、经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难。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基层,对这些“分蛋糕”性质的文管类专业需求更少,专业结构上的问题不解决,会对毕业生“回流”产生阻碍。因此,要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高校应该根据社会需求主动作出调整。 

  社会的呼声,正在得到教育部门的回应。教育部网站最新公布的一份文件指出,我国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相信这一制度的执行,将有利于改变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结构不平衡的现象,进而对解决就业的区域结构不平衡产生积极影响。  [page]

    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而大学生占人口比例仅约6%的国家存在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除了一些周期性的影响因素之外,根本原因是大学生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它主要体现为:创业激励缺失与经济结构升级缓慢引发有效需求不足、高等教育模式落后导致有效供给不足、人力资本投资补偿机制缺乏带来供求不匹配。因此,破解大学生就业困局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结构性战略。 

  激励创业,优化经济结构,保障大学毕业生有效需求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大学生就业增长的基本保证,加快经济结构升级更有利于大学生就业,而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又有赖于积极的创业活动。因此,鼓励和支持创业,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既有利于大学生就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就大学生创业激励而言,国家需要实施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并举的战略,要将创业管理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大学生提供创业精神、创业知识和创业法律等方面的培训;国家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和创业担保基金,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贷款支持和担保;国家出台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减免创业企业税收。此外,大学生自由就业制度是促进创业激励的关键举措。实施大学生自由就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户口指标限制和人事指标限制以及各种各样显性或隐性的行政限制,促进大学毕业生无障碍就业和自由流动,优化我国高素质人才的配置机制,将会有效地突破创业企业的人才瓶颈,极大地提高创业活动的成功率,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创新高等教育模式,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与就业能力,保障大学生的有效供给。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知识化与全球化使得就业政策和教育政策必须满足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以及满足高技能人才在经济上自我发展的要求。为解决这些需求,就业政策与教育政策应该围绕“职业路径”进行重组,提升就业能力,实现充分就业与满意就业的目标。高等学校、政府与企业部门应共同合作,致力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模式创新的目标是大学建立起与市场(用人单位)的密切联系,跟踪了解市场需求及需求的变化,并尽快在所有的教学领域中对此作出反应,提供一种学习环境,使大学生能拥有广泛的技能(从技术性技能到人际技能和解决问题技能),为其职业作好准备,增强大学的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竞争能力,使大学生能够发展综合技能从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 

  建立人力资本投资补偿机制,平衡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区域分布,实现个人、用人单位和国家“三赢”结果。人力资本投资补偿机制的首要问题是制度化。“大学生服务西部志愿者计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制度化的方法弥补或是改变了市场选择的信号功能。按照市场选择的方式,如果一个大学生去西部工作,他往往被认为是成绩比较差无法找到更理想工作的,但是如果是西部志愿者计划的参与者,人们则不这么认为。这就是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对市场信号的一种矫正作用。我国从1989年起就一直号召大学生到艰苦的地方就业,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制度化的设计,所以必须有专项的制度安排才能发挥作用。补偿机制要正确地设计人力资本收益的补偿即收益的货币化,但是补偿水平并不需要完全根据损失水平而定。因为这可能导致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大大超出特定地区(西部或基层单位)实际的人才需求量。因此,从最优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从技术上设定收益补偿水平,应使人才需求与大学生供给大体持平,这是最理想的政策,当然一般是有一个比例的。补偿机制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收益补偿。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不只是货币,而是多元的。有的大学生可能并不在乎收入,但有的大学生可能就只在乎收入,有的人可能更在乎将来职业流动的难易性。所以,仅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角度看,实现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它的补偿就应该多元化。在我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中,我们提供了报考研究生加分、报考党政机关加分和优先录取、自由流动等多种优惠政策,但是唯一没有提到货币补偿的问题。为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特定的地区就业或从事特定的职业,实施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补偿机制是国际惯例。美国的补偿措施就包括联邦政府贷款减免政策、各州贷款减免计划、军队贷款偿还计划(激励大学生到军队服役)、美国护理教育贷款偿还计划(受益的护士在护士短缺地区合格的机构提供服务)等。 

  为平衡我国的经济发展,国家应建立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补偿机制,实施就业激励政策,采用特定的入学贷款等激励政策,实施就业的地区、行业以及职业引导。我国自2003年起开始实施就业激励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鼓励应届大学生到政府支持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等重大项目中去就业,加大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力度,扩大由中央财政支持的西部志愿者规模,这些措施都将更有效地支持国家整体人力资源发展战略,支持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最终实现个人、用人单位和国家“三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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