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应不应该做“世界工厂”？
　　朱新月：有人认为中国应该再做20年的世界工厂，也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再给老外打工，不应该成为世界工厂。从您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评价这世界工厂的问题？
　　李克教授：世界工厂这个问题我之前提到过。2000年以后，它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也跟我们招商引资、GDP增长导向、增长率赶超等目标捆绑在一起。
　　我2003年就开始提出，世界工厂作为一个短期的国家政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要想提高、提升，就必须先学习。给别人代工、加工贸易、OEM等模式可以把自己定在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品质和质量的标准上，从这点来说，世界工厂模式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快速和国际市场环境相对接。
　　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的误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我们把它上升成为一种“国家战略”。这就导致从上到下，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在盲目追求GDP增长和贸易额增长。
　　所以这么多年来，看起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慢，贸易额每年增长的态势也非常好，外汇储备也一直在增加，但实际上我们经济增长的真实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也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对应的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这可以从两个数字看出来，一个是我们人均GDP的增长，改革开放30年一共增长不到10倍；而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的20多年的增长过程中，人均GDP增长了近25倍。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人均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在沿海地区，包括像深圳、苏州这样的招商引资、世界工厂的明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30%左右。这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成本、能耗太高，大量的GDP增长被成本消耗掉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利润当中，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不多，大家都知道，因为深圳、苏州外向型成分很高，特别是外贸、代工、加工贸易的比例高，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利润都转移到外国去了，留给我们的利润空间很有限。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世界工厂模式已经是走到末路，必须开始转型。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能不能再安心给别人打工20年的问题，因为现在哪怕你能安下心来，可是世界的资源条件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中国目前的这种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中国GDP目前占全球不到8%，但是原材料的消耗非常高，比如煤炭的消耗超过世界的30%，石油、铁矿石的情况也很类似。
　　现在单纯通过进一步增加资源消耗来支撑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世界工厂再进行20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可能站得住脚的。[page]
　　2．中国产业现状真的源于“阴谋论”吗？
　　朱新月：最近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直在提倡他的“阴谋论”，比如说产业阴谋、国际阴谋，以及针对中国的产业价值链阴谋，因为中国的产业好像都是在低端的产业价值链上，他认为这可能是美国人造的阴谋。您怎么看待“阴谋论”及其对中国产业的影响？
　　李克教授：我倒不太主张用“阴谋论”这个词，因为有点太过于戏剧化和情绪化，或者说太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中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当中所处的地位，包括未来的发展前景倒是非常值得忧虑，这是值得大家好好深思的事情。
　　一方面，我们做了十几年的世界工厂，2010年GDP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二；贸易额我们现在出口第一、进口第二，看起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中国的产业，特别是本土背景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当中处于中低端地位的。我觉得“阴谋论”这个提法不太准确，但是这个意识值得大家警醒。
　　现在我们中国企业面临的产业升级的环境，跟十年前相比，我认为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更加严峻或者是恶劣了。很多人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及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认为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市场，并且可以使产业升级，这个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将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观点是想当然，并且带有很强的误导性。
　　实际上，大家也可能慢慢地开始感觉到，目前外贸型企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国外对中国企业的一些贸易条款，以及一些通过关税或非关税手段的进口限制，和十年前相比，不仅没有改善，中国反而是进入了一个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另一方面，随着最近十几年全球化发展的逐步深化，产业特征从过去的以地区性的产业集群为标志，逐步地转化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布局。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把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产业的高端，具体来讲就是对产业的研发以及对产业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控制。同时，通过品牌和市场网络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和操纵，特别是对市场通道和原材料产地的控制，以及通过品牌建立诱导型消费方面的优势，而把利润最薄的生产制造这一块，甩给了以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来完成。
　　在这种环境下，目前进入产业高端的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越来越高，新兴国家进入行业高端的可能性最近几年在继续降低。而且，即使达到一个国际的技术标准，也不意味着你的产品就能够被接受、被顺利地实行市场化，更谈不上成为一个行业标准。或者说，发达国家的强势跨国企业通过对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控制，使得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能围着它的体系、围着它制定的行业标准运作。即使达到或者接近它的技术水准，做出类似的产品，最终实现市场化进行推广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我们的技术水准、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标准了，那么我们生产出的东西，就能够正常地被别人接受了，而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能够通过其强势地位把你排除在外。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控制手段上，就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一些大公司对研发性企业或者新兴企业，也常使用这种手段，以维护其垄断地位。
　　比方说在日本，有一家公司做出用氢气驱动的全氢气动力的发动机，而且也经过了日本交通部门的审核，也就是说已经达到标准了。但是，由于目前主要的汽车制造企业已经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电和油的双动力引擎方面的生产上，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这种新型的技术排除在市场之外。
　　并且，很多海外的大企业会通过并购买收的方式，把一些有挑战性的或者对自身有威胁的企业买来。买来之后，不是马上把这些技术投入到生产当中去实现量产，而是锁到保险箱里。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已经掌握主动权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对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一些有竞争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品牌和民族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要么纳入其自身的体系，要么始终排除。同时，这些大企业也不断加速更新，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始终只能在中低端为自己打工或是制作配套产品，并且通过技术和市场的手段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始终在低端的这个范围当中生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虽然“阴谋论”这个词有点太敏感，或者是太意识形态化，但是其反映的现象，我认为还是值得去关注和思考的。[page]
　　3．中国企业如何避免全球化陷阱？
　　朱新月：中国企业通过前期的发展，也攒了很多的钱，资金也是比较充裕了，那么随着全球经济的越来越一体化，现在很多人鼓吹要走出去，要参与全球化竞争。但是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或者有的专家们又提出了国际化的陷阱，包括国外的两位学者合作也出了一本书，叫《全球化陷阱》。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这种趋势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企业该如何避免所谓的全球化陷阱呢？
　　李克教授：首先，我觉得特别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最近十几年，特别最近三五年，对全球化这个问题的讨论有点盲目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用贸易量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来衡量，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全球化，也就最多算是第三轮。第一轮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形成了第一个全球化的高峰期；第二轮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又有一个全球化的发展高峰期；第三轮的说法虽然有所不同，有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说起，有的是把它定义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但是也就是这近二十年的时间，算是进入全球化的第三轮高峰期。
　　对于全球化，我们不要过多地把它想象成一种“世界大同”的局面开始，或者是一种全球自由贸易局面的开始。2006年我被邀请参加在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组办的关于全球化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一共在全球范围邀请了52位专家，我很有幸是当中的一位。随后，会上形成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夏威夷共识”，形成了一份报告。当中，大家都特别提到，包括美国学者本身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目前我们经历的全球化能走得更健康、发展得更好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切实反对全球化变成“美国化”。这种“美国化”不仅仅是说在商业环境当中，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就是防止美国文化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主导我们的全球化进程当中。
　　其次，我们要警惕全球化过程当中的“新殖民主义”，就是说让发展中国家只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源，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打工，这会造成世界贫富的更大差异和和平隐患。
　　再次，其实在全球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区域一体化，这个大家经常不愿意提，但是在客观发展当中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经济现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态势，要比所谓的全球化更快。区域一体化指的是以地域为概念的经济合作组织，或者是以贸易特定的领域和条款为依托的跨地域的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结成一种经济联盟，或者经济同盟。
　　区域一体化有很多种形式，现在欧盟是区域一体化里边合作程度、等级最高的一种模式，已经实现共同货币—“欧元”。此外，区域一体化还有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贸易同盟等多种形式。为什么区域一体化发展得比全球化还要彻底，还要快呢？
　　因为WTO的原则，就是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公平对待、无差别原则。这种公平、无差别原则，使得一些特定的成员国之间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出于一种特别的安排，而结成一种地区性的或者是特定贸易领域的经济同盟。作为一种特例，短期安排是被WTO接受的。同时，因为是作为特例，所以这些区域一体化组织在WTO是需要注册和登记和备案的。那么到目前为止，WTO中一共有170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区域一体化的各种组织，已经达到300多个。
　　换句话说，很多国家参与区域一体化这种相关协议，是多个双边的或多边的，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参加两个以上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讲全球化千万不要把它认为是一种贸易条件的改善，或者说，在公平的国际市场秩序到来时，逐步建立的一个过程。这方面大家有点想当然了，或者说有点乐观了。
　　对于中国来讲，我不同意谈“全球化陷阱”这个词，如果我们正确认识到目前这次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状态或者特征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被全球化”的过程。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或者区域一体化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既不要过度乐观，但也不要被动，不要排斥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可以主动参与到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在当中寻找我们的发展机会、产业升级的机会。
　　具体来讲，中国加入WTO，签订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条款）等，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走出去，接受或者迎接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非常好的尝试。而且从目前来讲，正面的效果现在也慢慢显现出来。那么，我认为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尽快探讨和展开建立中、日、韩为主导的新型的东亚FTA自由贸易协定，依托APEC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他地区合作组织。我觉得这些区域一体化的模式和工作机制，是值得我们去深度挖掘的。
　　甚至于在下一步我们可以讨论建立“亚元区”的可能性，就是推动“亚元”（ACU）的出现。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努力去探索、去推动。若如此，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主要由欧美控制的金融资本，特别是热钱对亚洲经济包括对中国产业的冲击，减少这些人为的破坏。
　　我们现在已经有意识地加强跟日、韩的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建立了一些面对东亚主要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风险平准基金，一些货币的风险防范基金，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第二点，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整个国际产业价值链当中，中国还是处于一种非常被动、非常低端的状态。伴随着未来一些产业在国际间转移的过程，我们可以去把握、去寻求中国产业升级和企业的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当然，我们现在想马上跟这些欧美的强势的全球性企业竞争，那是很不现实的。至少在国际上，在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局部区域市场当中，中国产品的性价比还是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我们可以首先在这些区域性的市场上打开局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考虑在一些领域当中，逐步形成一些群聚式的企业集群，主动寻找有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在短期内进入这个产业的中高端领域。
　　第三点，在全球化过程当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我们在各个国际财经类的机构当中，也包括国际政治和社会团体当中的话语权也在增加。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话语权或者影响力，主动积极地参与下一个阶段的一些国际产业的标准的制定，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服务于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国际化。
　　第四点，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公司的具体的运作方面并不是铁板一块，或者是有一个很统一的一套模式。我们可以在这些企业当中，甚至于在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当中寻找一些机会，在一些个别领域当中寻找一种突破，这些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这种做法，也是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产业振兴计划中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不用追求全面开发提高，而在一些重点产业，甚至重点产品当中，通过把企业结合成一个团队，来共同去取得国外的一些优势技术。在此之上，再进行消化提高，逐步推出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但是团队的这种合作，在中国企业中目前是比较缺乏的，特别是在浙江和福建等沿海地区。本来这些民营企业、出口企业之间，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项目当中结成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比较遗憾的是，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缺乏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之间的相互杀价、相互拆台，将更多的利益送给了外方。这也是我们在未来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行业是对我们比较有益的，或者说我们该怎么选择？我觉得有几个简单的技术指标，可以作为一种初步的评估标准。
　　观察一个产业是不是我们应该介入的，主要可以从两个弹性来粗略地考察，一个是收入弹性要大，另外一个是价格弹性要小。收入弹性，就是说当人们的收入增长的时候，对这种产品的需求要超过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大越好；价格弹性，就是指当这个价格波动的时候，特别是由于某种原因市场需求降低的时候，它的价格降低的速度，要比需求降低的速度要慢。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对这种产品有一定的需求刚性。通过比较这两个容易量化的指标，可以简单地对一些行业或者产品做一个粗选。当然，我们还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跟中国现有产业能不能实现有效的配套从而形成特定领域中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也是要细化、要仔细考察的。
　　所以说，对于全球化，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要知道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同，也要充分发现、挖掘其带给我们的新的发展机会。对中国这种新兴国家来说，并不是完全负面的陷阱，它也带给我们一些有利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正确模式和思路，倒是很有可能会掉入“发展的陷阱”。如果不转型升级，在产业当中就会越来越被挤压，逐步淘汰到产业的中低端。那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是在为别人打工，而没有任何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了。
　　这些年通过原始积累和发展，中国确实积累了一些资本，但是中国产业的升级，跟我们有没有钱，是不能画等号的。并不是说有钱了，我们的产业就自然地可以升级了，就可以正常、健康地发展了。如果我们大家去考察一下国内的企业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的设备都已经很先进，甚至可以达到国际标准，但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海外公司制造的，我们只是在操作而已。这就好像咱们国内满大街跑的汽车，现在可以说变成了一个汽车的世界博览会，各式各样都有。但是，我们对于汽车的很多的核心技术和部件，是根本没有掌握的。虽然看起来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但是在汽车领域当中，我们是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
　　区域一体化不是一个国家的自主选择，而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全球化不中断，地区一体化一定是必经之路。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同时发展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全球化就意味着世界大同来了、自由贸易来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有国家就会有“国家利益”，有区域就有“区域利益”，全球化也意味着“全球利益”。在现在的阶段，期待大家会为“全球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为时还太早。当然，目前大家已经开始有些局部共识了，比如环境问题。当大家都觉得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时，这方面就越来越能够达成共识，在其他方面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反过来说，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基础之上，牺牲一点国家利益来换取区域利益倒是可能的，比如欧盟，大家把“货币政策”的这个权利放弃，形成了单一货币“欧元”（EURO），这是大家目前可以接受的，不过英国到今天也没有加入。但是要各个成员国放弃更多的主权，来换取更多的共同利益的话，现在还是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会更大、更显著。[page]
　　4．中国能源紧张对经济转型有何深远影响？
　　朱新月：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您曾提到现在我们资源的紧张，包括石油、煤炭等，尤其像石油的对外依赖性已经超过了50%，比我们预想的提前了很多年。那么您觉得这些资源的瓶颈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种转型？像您提到过日本在石油危机以后，它的经济发生了一次很大转型，产业进行了升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些能源的紧张，利用这些机会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呢？
　　李克教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有现实意义。目前对中国来讲，我们只是从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的增长上，取得了比较骄傲的成绩，但是，翻开这个成绩单的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值得担忧的地方甚至是一些危机。那么，到底怎么去化解这些危机呢？首先，目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不说别的方面的影响，只是看大量的资源耗费，国内资源储备已经没有办法跟上我们对能源的需求，需要依赖于大量的进口满足我们对能源的需求。我们希望我们的GDP再翻一番，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按照目前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走下去的话，已经没有能源来支撑我们达到翻一番的这个目标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能算作是一个完全实行了工业化的国家，因为在GDP的组成中，我们的农业占的比重依然很高，服务业占的比例比较小。一般来说，进入现代化国家或者说工业化国家的话，服务业一般是要超过50%，但是我们现在的服务业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比重。在这种能耗约束之下，经济的转型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不过，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如果把一切的责任和义务都推给企业本身，也是完全不现实的。
　　大家知道，企业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利益追逐体”（ProfitSeeker），这是无可厚非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谈企业的社会责任（CSR），但这是另外的问题了。从企业本身这个组织形态来讲，追求利润就是建立企业的主要目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企业出于成本考虑造成环境污染，而国家法规、政策并没有对此行为作出限制和处罚的话，那么作为企业本身它的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发展的。所以说，在企业转型当中，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并监督实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的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也是非常困惑其今后的发展模式。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也是以重工业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当时的环境污染、各方面的能耗，也是非常可观的，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相似。但是，70年代后，日本为什么可以从当时的状态转变成现在全球能耗最低、最环保、最节能的一个经济体？其实政府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在重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对外能源的依赖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本身的能源自有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主导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体系—JIS。JIS标准在70年代后期建立并推行以后，它的标准要求实际上比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ISO标准还要高很多、严格很多。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标准的严厉实施对日本的产业升级的重要意义有多深远。
　　如果想让一个工业体系能够顺利进行转型和升级，仅仅靠零散的政府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对企业来说，这些政策没有一个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话，也会让企业觉得无所适从。大家知道，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经常会政出多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会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出台各自的政策，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策。这样一来，政策之间很容易出现冲突，企业也无所适从。光是通过政策驱动企业来发展，在不同地区的企业会造成一种不公平，企业也无据可依，不能够形成对未来的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日本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建立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体系。这个行业标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制度环境，让企业知道该怎么做，要做成什么样的品质的产品才能在日本市场销售。对不同的产品，在能耗方面的标准也有非常细致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逐步地找到了发展方向。
　　我讲政府责无旁贷，除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以外，还要给企业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企业最多的都是本土性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中小企业的技术、市场的开发能力是很有限的。如果只是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标准，但是不能够给它提供实质的、有效的帮助的话，想让它们实现这种转型或者升级，也是一种空谈。还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中小企业这一块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日本是全球第一个为中小企业立法的国家。1948年，日本首先建立了中小企业厅，专门主管中小企业事务。1963年，日本专门制定了《中小企业法》，就是为了对中小企业帮助扶持或者培育，并且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依据《中小企业法》，日本建立了对中小企业在产业升级方面提供帮助的、非常规范有效的一套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具体来讲，由经产省出面在各个地方建立了派出机构，这个派出机构在前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小企业在财务、技术升级、管理方面，提供直接的指导和帮助，而发生的费用多数是由国家来承担的。每个派出机构会聘任一些中小企业诊断师、中小企业的财务顾问，由他们一家一家地去为这些中小企业做指导。同时以这个派出机构为依托，建立了一些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等。由国家来采购相应的设备，中小企业可以使用它们提供的服务，或者由它们帮助一起开发新的产品。当然，这当中需要付一定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相对于商业机构的收费来讲，要便宜很多。同时，日本政府在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也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融资难、贷款难。但是在日本，很多年以前就通过政府的直接无息贷款和有政府做担保的商业贷款的方式，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一整套的做法，就使得不仅仅日本的大企业实现了顺利的产业升级，跟他们相配套的一些中小企业也实现了升级。因为很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的，大企业升级了，但是小企业没有发展，那也是白搭，特别是在能耗方面。日本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帮助它们实现了升级。政府的责任不光是拟定一个标准，关键还要扶持企业一步步达到这种标准，我觉得这种做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从政府层面来讲，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和体制来帮助企业实现升级。作为企业，也是有些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环境是越来越熟悉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华侨，在未来的中国企业产业升级当中，这些人也是可以在很多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的。其实到现在，有一批海外华人本身就是在国外的大公司或者科研机构中，作为高端人才在工作。另外，也有很多华人通过各种方式在海外做生意，与国外商界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他们，就可以在市场信息这方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作为中国企业来讲，可以考虑多利用这些资源。我们的企业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通过给外国公司代工、加工贸易的这种模式，我们虽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但至少对这个行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方向还是熟悉的，能够做出一些基本判断的。据此，我们可以考虑把一些别人好的做法或者技术引进来，或者把外国的人才直接引进来。
　　总体来讲，如果说不能够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效变化的话，那么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可能很快就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看到成绩的时候，也要深刻地看到我们这种发展模式的缺陷。能源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整个中国的未来前景可能会非常黯淡。[page]

　    5．产业升级就是关掉“三高企业”吗？
　　朱新月：30年来，中国就发展起来这些企业，有一些大的，已经形成规模的企业，还有大部分都是经营传统的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说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就是要抛弃这些传统的制造业？我们很多舆论也都在提新能源、新技术、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等，把那些传统的小企业列为“三高企业”，即高能源、高投入、高污染的企业，很多地方政府在一刀切地搞关停并转。这样主动地淘汰高耗能的这些产业，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的所谓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