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智泉

我的父亲叫张鹤礼，籍贯江苏盐城，也就是新四军的发源地。父亲生于1930年，1944年参加革命，14岁就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用父亲的话说，那么小当兵是为了救全家的命。当初，父亲子妹6个，他排行老二，上有哥下有弟和3个妹妹，加上爷爷奶奶8口人，贫困的日子让家里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在生死线上受煎熬。父亲小小年纪当兵后，家里就变成了军属，政府给几百斤稻子，日后按军属优待，起码家人不被生活所难饿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下，不懂得革命理想的父亲把自己交给了部队，交给了革命，交给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成了红小鬼，穿着肥大的军装开始了戎马生涯。夜行军，拔据点，打埋伏，经历着生死考验。像一颗白杨树，父亲在战斗的岁月中茁壮成长，17岁就在镰刀斧头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解放战争中，父亲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名连长，在战场上指挥冲锋陷阵，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父亲是在东北四平攻坚战中负的枪伤。父亲对那场恶战记忆犹新。他说。那仗打的黑天黑地，成了拉锯战，我军攻上去了，被国民党部队又夺走了，我军重新又占领，国民党部队再争夺。现在电影里演的国民党部队不堪一击，叫我们一打就屁股尿流逃跑了。其实不然，国民党部队也是战斗力的，他们仗着美式装备，像蝗虫一样枪夺阵地。多少次拉锯战后，我军发起了强攻，父亲带领一连人冲锋在前，那子弹从耳边嗖嗖地飞过，身边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死亡成了喝开水那么简单，生与死是瞬间的事。

战场上人就像割庄稼一样成片成片地倒下，那场面确实吓人。一个战士害怕了，准备往回跑，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手中枪一挥，说毙了你，按战场纪律，临阵脱逃者指挥员有权就地正法。看着父亲血红的眼睛和冒着硝烟的枪口，那个战士又转身向前冲去，父亲没有毙他。后来父亲回忆说，我不忍心毙他，毕竟都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仗打到那个份上，横竖都是死，谁不害怕是假的，何况家里都有老小等着。但军人只能前胸中弹倒下，决不可从后背留枪眼，这就是军人。后来，那名战士也在战斗中牺牲了，被追认为烈士。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父亲负了枪伤倒下了。当就要攻下阵地时，他正在挥舞着手枪，玩命式地吼叫“冲啊！……”时，一颗子弹，国民党部队的一颗子弹，还是一颗炸子击中了父亲，子弹从右大臂穿过，在后背炸开了一个碗大的洞，父亲趔趄了一步，一头栽在地上。所谓炸子就是经过处理过的子弹，一般子弹从肉体穿过，进去一个小洞，出来还是一个小洞。而炸子却不同，进去一个小洞，遇见物体就炸，出口就是大洞。如果打到人的头上，那半个脑袋就掀掉了。所以说，炸子打到人身上是很残酷的。

昏迷不醒的父亲被卫生员抬下阵地进行枪救，右大臂血肉糊糊，惨不忍睹，当时是一名外国医生主刀枪救的。我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学习毛选《老三篇》，只知道有个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支援中国革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也派医生支援中国革命。后来，我懂事后，听父亲讲，那时候，部队打仗有很多外国医生在战场上抢救伤员，他们的医疗技术都很高明。当时父亲的伤势很严重，右大臂基本都断了，只有皮肉连着。原计划要截技。在手术台上，父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当得知要截掉右胳膊时，这个打仗死都不怕的硬汉子，这会却眼泪涌出了眼眶，可怜巴巴地说：“我才18岁，才18岁呀！”口罩把大半个脸都遮住的外国医生用眼睛冷冷地看了一会，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保住父亲这个胳膊。这个外国医生医疗技术非常高超，非常成功地完成了手术，保住了父亲的右胳膊。父亲一辈子都非常敬重和感谢这位外国医生，连叫什么名字都没有留下，因当时部队医院有不少外国医生，手术一做完就转到后方医院养伤治疗了。战事频繁，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那位救父亲生命的外国医生。父亲在世时，曾多次提到过这名外国医生，但苦于没有想见的机会，他一直感恩这位外国医生。后来父亲被评定为二级革命残疾军人，右胳膊虽然保证了，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右胳膊只能在下面左右活动，根本无法举起来。但一穿上衣服，看似如同好人一般。难怪全国快解放时，我军要壮大空军，从各部队选拔飞行员，当时还保密，只是挑人。相貌堂堂，年青有为的父亲作为选拔对象被挑上了。心理测试、蒙着眼睛座椅子旋转等很多关都过了，轮到脱衣服检查时，他们大吃一惊，才发现父亲右胳膊上的枪伤。部队首长惊讶地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有残疾的人。”

从此，18岁开始，他的右胳膊就成了摆设，在日后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和麻烦，一直拖累到生命的尽头，直到2006年7月5日去世，享年76岁。[page]

父亲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但记忆力很好。他在后方疗伤的几个月里，学会了识字，扔掉了文盲的帽子。在那段时间，他囫囵吞枣看了很多苏联小说，如《卓娅和舒拉》、《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都看过，以至年过七旬还能一字不拉地背诵保尔•柯察金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那段养伤的日子里，使父亲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道理明白了很多。因他是战斗英雄，一个记者采访过他，同他一起生活了一个星期，以他生活的素材为原型，创作了一个话剧，在部队演出引起了轰动。

伤好归队后，父亲又随部队南征北战，过黄河，解放海南岛，进军广州，广西剿匪，半个中国都留下他战斗的足迹。特别是广州解放那日，他作为值勤连长，胸前戴上红色授带，和全体官兵受到了叶剑英的检阅。后来父亲年事已高，经常回忆叶帅检阅时的光景，总是沉浸在兴奋之中。最让父亲难忘的是广西剿匪的那段岁月。那时候土匪很多，他出门时都是带双枪，一件大衣披在身上，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交叉插在胳膊窝里，子弹都顶着膛，一有情况马上就可以前后开火，足见那个时候形势的严峻。

一次，父亲外出，一股土匪想偷袭他，当父亲走到村口时，从微弱的灯光下影影绰绰发现好像有人影，毕竟有过战斗经验，他迅速卧倒，躲在一个墙角下，跟着子弹就飞了过来，密密麻麻像炒豆子一样。他沉着回击，没一会部队听到枪声赶了过来，那股土匪逃到山里去了，父亲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劫。那年头，部队对抓获的土匪有权处置。一次父亲下令将抓获的16个土匪全部枪毙，这件事对他一生都影响很大。打仗时，死人那是经常的，但一次把活生生的16个人枪毙，父亲有生以来就这一次，他刻骨铭心。那个环境，那个背景下，不枪毙也不行。或许，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罪不该死，但在那个条件下不杀是不行的。父亲本是无神论者，一辈子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那奈在晚年病魔緾身，时不时回忆起这件事，自言自语道：我是不是杀人太多了，他们是不是向我追债来了……足见他内心的矛盾，足见一个老人在战争年代见惯了流血牺牲的冷酷。当死神之手触摸他时，当病魔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时，他活得又多么无奈和悲哀。

父亲不是完人，曾向我们讲起过在部队犯过的一个大错误。那会他当连长，管着全连的一切费用和吃喝穿用。他自14岁参加革命就没回过家，也不知道家里人的死活，作为孝子的父亲十分牵挂家里人。说他是孝子一点也不为过，当初当兵时，家有父母，上有哥下有弟妹，而他一人当兵（那时当兵就意味着打仗要死）就等于救活了全家。即使天天打仗，但思念家人的念头一直不断。太想家了，身为一连之长的父亲就把连里剩余的钱和东西托人带回了家。谁料，他的问题被上级领导发现了，时逢部队整顿，父亲就成了重点对象，大会批，小会检查。可能由于心里压力过大，在一次饭后父亲突然胃出血，一大口一大口的血吐出来，止都止不住。据说是支气管破裂，也就是长期戎马生涯留下来的后遗症。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背包一直背在身上，就连睡觉都不解背包，长期行军背包带要勒紧，加之右臂枪伤影响，造成了这次大吐血。听别人讲，父亲这一次肯定没救了，最后吐得拿碗接都止不住。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个老军医从身上掏出一瓶液体的黄颜色水，让父亲喝下去。还真神了！这瓶水喝下去还真止住了，不吐血了。后来父亲才知道，那是大烟水。以后父亲再犯病吐血，一喝大烟水绝对管用。后来，父亲就备了几瓶大烟水，一直随身带头，直到父亲去世前，他的背包里还有一瓶大烟水。他说，那是他的救命水！[page]

全国解放后，父亲放弃了在部队的晋升，坚决要求回老家。他当兵的初衷就是为了家人，现在他为了家人同样什么都可以舍弃。到了家中，才得知他父亲已经去世了二年，瞎了眼的老娘用双手摩挲着他的脸说：“儿子，你还活着？人家说你不是早不在了。”仿佛还不相信。他母亲是为他哭瞎了双眼。同他一起参军村上有7个人，后来传言都死了（实际上只有父亲还活着，那也是在战场上死里逃生。其余的全都牺牲了），他母亲就天天以泪洗面，最后哭干了眼泪，哭瞎了眼睛。看着母亲深陷的眼窝，他心如刀割，更加坚定守在母亲身边，为受苦的老娘好好尽尽孝。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到县劳改局当党委书记，他谢绝了。又安排他当乡长，他还是没去。他就是这样，厮守在他母亲身旁二年多，被村里公认为孝子。在家期间，他拿出自己的转业费给家里盖了新房，为年长几岁无钱娶媳妇的兄长办了婚事，把剩余不多的钱全部分给了弟弟和妹妹。后来，当地政府多次上门做工作，他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老娘，带领几十个转业军人，从江苏鱼米之乡来到了西北，参加了铁路建设。

参加铁路工作后，父亲被分配到兰州局张掖车站。五十年代初，那里是一片戈壁滩，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因不习惯那里的气候，加之伤口不适，三个月后组织上又将他调到宝（鸡）天（水）线拓石车站任主任站务员，在这个四等小站父亲没挪窝，一直干到退休。那个时候，部队团级干部转业到铁路上就是分局长，父亲因二年多没工作，他虽然是个连级干部，但他在拓石车站干了一辈子一直按工人对待，他也曾写信反映过，但一直没有解决。直到退休后，铁路上成立老战士协会，因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才列入老战士序列，享受正处级待遇。

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以后，没有在外面结婚成家，为了照顾他母亲，他又专门回老家成了亲。

父亲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旧的思想旧的传统依然在他脑海里残余，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先后养育我们兄妹7个，5男2女。准确地说应该是8个，5男3女，我一个妹妹一岁多就夭折了，拿父亲的话说，那孩子是最乖巧最聪明的一个,咱家养不活她,她投胎到富贵人家了。现在想起来，那会日子过的太难了，父亲为了这一大家人的生计，为了这个家确实把心都操碎了。全家人仅靠父亲一个人七十多块钱养活一大家十口人（每月还要给老家奶奶寄钱），生活常常是捉襟见肘。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几乎吃的都是杂粮和野菜。每月父亲一开工资，先把买粮的钱放一边，每次买粮总是父亲亲自出马，生怕别人出差错，全家人挨饿。再把给奶奶的钱寄回家，家里再困难，给奶奶寄的钱一分都不少，这样下来可见家里所剩银两已无。民以食为天。父亲为填满我们肚子费了神，虽然我们随母亲到地里挖野菜，但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饥饿。父亲在车站上班，认识的人毕竟多一些，常常托人偷偷地从农村买些包谷，回来磨成包谷面和包谷丝。因那会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有人敢公开卖买粮食，加之国家政策也不充许。但为了生计，父亲偷偷从农民手里买回粮食，到了半夜如同作贼式地偷偷往回背，再晚上运到山里农民家磨面。那时候还没有电磨，生产队磨面都是把驴蒙上眼睛拉磨。因家里买的黑市上粮食，根本不敢大张旗鼓地拉驴推磨。那枯燥无味、来回不停地转圆的驴推磨就落在了我们兄弟几个头上，推一次磨都要到大半夜。我最怕推磨，转来转去头发晕，然穷日子又让我们无法摆脱推磨的磨难。说起来，一年要买四五次包谷和麦子，几个大小伙都是正在往上窜身体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吃。家里二尺五的大锅，回回做饭一大锅包谷面糊糊，这个两碗，那个三碗，一锅饭风卷残云式地被我们吃得一干二净，邻居老王家见一大锅饭转眼功夫成了锅底，吓得直吐舌头。那段日子，家里太穷了，上学背的书包从来没有买过，都是母亲用布头对缝起来的，身上衣服都是买回白杨布，用颜色染成黄色或绿色。穿的鞋也是小的检大的穿，冬天没有棉鞋，鞋被冻伤是家常便饭。那会，父亲脑子里装的是只要不死不伤，没病没灾就行，吃的差些，穿的懒点没事，只要都活下来就行。父亲知道家贫，孩子们吃不上好东西，他就想方设法为我们改善生活。那会车站有个服务站，专门给火车上旅客卖烧饼，还有糖饼。上面有规定，只卖给旅客，不卖给车站工作人员。父亲为了钻这个空子，每次上班接过客车后，就装着旅客在烧饼前排队，涎着脸赔着笑买到几个烧饼，卖烧饼的服务员也知道我家人多，也就眼只眼闭只眼把烧饼卖给父亲，父亲赶紧把烧饼装在接车的公文布袋里，以免被人看见。别看这几个烧饼，让我们兄妹几个过年一般高兴一阵，特别是那甜烧饼，拿到学校也引来同学羡慕的目光，给要好的同学掰一块，把他们吃得直添手心，仿佛糖还在手心。为了同列车上餐车人员搞好关系，父亲每次把山里土特产买回来，送给餐车工人答员，为了换回一盒米饭和肉菜。在父亲的精心策划下，我们时不时还能吃上几块肉，真是解了我们大馋。父亲为了我们孩子的嘴，可以说什么方子都想尽了，什么法子都使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每年要到宝鸡开几次会和学习，走的时候用手帕包几块馍，我们就期待着回来，父亲每次从宝鸡回来都给我们带些西红柿、黄瓜之类蔬菜和水果，一个个欢声笑语地吃着真是幸福。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会当一家之长是多么难呀！四弟从小身子骨差，经常有病。生儿育女可以说上辈子人大多只会生，不会养。四弟一岁多时，睡到半夜老是哭，一哭母亲给他用开水泡馍，半个馍头一吃完倒头就睡，实际那会给四弟喂成了胃病，到了四岁多时他经常犯病说肚子痛，在地上直打滚，说白了就是胃痛，可全家老老小小没一个懂，四弟也是经常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用父亲的话说，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可也怪，后来到宝鸡住院治好胃病后，长大后身体自然还结实了，还当兵在乌鲁木齐服兵役，三年后复员也在铁路上工作，四弟的儿子现在也当兵，在兰州军区仪仗队。因家道贫寒，父亲从小就让我们吃苦，一到放假时，他就让我和兄长（长我1岁半）上山砍柴，补贴家里。那会我才13岁，跟着父亲走二三十里山路进山，我们兄弟俩人每人肩挑五六十斤柴禾往回走。因头一趟，父亲也没经验，在山里耽误时间长了，回来时走在山路上天己经麻麻黑了，父亲就对我们吼着说：走快些！谁落在后面叫儿狼吊去就没了。把我们哥俩逼得又累又怕又不敢歇。回到家满脚都是泡，肩膀痛得火辣辣的。可见父亲的心肠是多么的硬，他用军人的这种钢强教育我们从小就能吃苦。在以后的工作中，什么样的苦我们都不怕，因为从小磨练出来了。一个假期里，我和兄长每天背着背夹，腰里别着斧头，天不亮就进山砍柴，下午五六点就回来了，每次父亲都站在离家三里远的三棵大柳树下接我们，尽管他右臂不能动，但他仍用左肩膀背我们的柴禾，减轻我们的劳累。由此可见，父亲对我们的爱又是深沉的，是一种男人特有的爱。兄长小学读完后，考上了蔡家坡铁中，离家住校到外地上学了，可只上了一年多因家里无钱供养他上学，只好辞学回家，参加家属“五七连”劳动，在河滩挖沙子、抬石头挣钱补贴家里。到了1970年，别的孩子都分配工作了，而兄长没有上学也就无法分配工作。父亲就提笔给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李瑞山写了一封信，当年李瑞山在黑龙江省望奎县任县委书记，父亲是当地驻军排长，父亲在信中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别人无法编造的历史诉说了一遍，提出自己大儿子没有工作的困难。很快，中共陕西省委下文，给兄长安排了工作。我是70届初中毕业生，70年底分配到宝鸡轻工机械厂工作。上班二年后，我想当兵，当时名额有限，父亲叫我拿上他的革命军人残疾证和立功奖章，找到了接兵部队。尽管我当时身体单薄，条件不如别人，体重连90斤都不到，但我凭“根正苗红”轻而易举当上了兵，在青海独立师五团服兵役。三年复员后，父亲想叫我进铁路，他到处求人托关系，因他在铁路上是平头百姓，没有做官的三朋，更没有财大气粗的四友，只能说好话求人。在为我跑工作期间，一次从宝鸡坐火车回拓石，有一个段长买了一大蛇皮袋白菜也回拓石，私下父亲对我说：你下车帮人家把菜扛回家。我当时年青气盛，心里很不舒服，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父亲再没有说什么。下车我还是帮那个段长把白菜扛回到他家。父亲教育我说：“咱们没权没势，出点力气帮人家，以后有事好求人家。”那会我根本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后来长大了才明白父亲讲的道理。因我当兵走时单位是集体所有制，要进铁路有难度，但父亲不折不绕带着我一趟一趟往宝鸡跑，舍不得坐公交车，只能用脚走东走西。在过一个路口时，父亲不慎摔了一跤，我不但没扶，嘴里还埋怨他太扣，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就在我牢骚满腹时，父亲只说了我一句：“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后来通过熟人办成了，往铁路上转关系时，人事部门还有些不同意，说你这是集体所有制，怎转到国营企业？父亲急了，一句“那解放军是不是国营的”把那人说得没脾气了，足见父亲情急之下的智惠。想想，父亲有时也挺有文化的，他给我们五个儿子起名字时，中间一个字全是智，给两个女儿起名字时，中间一个字全是惠，联在一起儿女就是智惠。文革期间，拓石也分成了两派，父亲那一派也不参加。后来发展到武斗，动棒动枪地干了起来。两派头头都知道父亲带过兵，打仗很有一套，都来劝说父亲加入他们那一派，但父亲笑笑说：“我一个残疾人，啥也干不成，那也不参加。”父亲从部队转业时，身上一直带着一支勃克宁小手枪，那是部队奖励他的。他到拓石上班后还一直在家藏着，我们弟兄几个摸都没摸过。文革开始后，他害怕枪放在家里不安全，就主动上交给当地公安机关了。父亲虽然是个粗人，但大是大非绝对分得清。1974年，批林批孔也在全国热火朝天的时候，时任拓石车站站长的父亲见整天学习没完没了，还三天二头往宝鸡跑参加什么理论学习，对这种不打粮食的空洞学习，父亲很是厌恶，觉得学来学去是一种折磨，就提出了辞去站长的申请。那年头，在批林批孔关键时刻，谁敢辞职？唯有父亲，因他资历老别人也奈何不了他，领导也就随他去了。[page]

文革后期，父亲作为工宣队进驻拓石铁中，在这个知识分子的队伍里，父亲同他们关系处理的很好，为他们说话办事。一次，一个老师不小心把茶杯放在报纸上毛主席像上，那年头这还了得，弄不好定个现行反革命，那事就大了。汇报给父亲后，父亲大大咧咧地说：“这个老师我知道，他心里最热爱毛主席，对毛主席很忠。”父亲这样说了，别人也再不好说什么了。还有一次学生在唱歌时，一个学生本来不会唱歌，加之紧张，有一句歌词是“当兵就要当红军”，可他嘴里竟冒出了“当兵就要当白军”。又是父亲处理，父亲发话了：“他一个娃娃家，连红军白军都没见过，唱错一句就无限生纲？以后注意就行了。”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因父亲是老革命，经常被中小学邀请去做革命传统报告，现在很多路内职工，包括走上站段一级的领导，在学生时代都听过父亲的传统教育。

每年，最值得父亲有纪念意义的是八一建军节这一天，不管是上班还是休班，父亲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把七枚立功奖章戴在胸前，满脸生辉，很是自豪。在宝天线或拓石站区，提起父亲的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知，但一提起老连长无人不晓。

1986年，父亲以一个老工人的身份退休了。后来铁路上成立了老战士协会，父亲成了老战士，享受到正处级待遇，但这毕竟是迟到的待遇，父亲还被选为原宝鸡铁路分局老战士协会理事。父亲退休后还居住在拓石，住的还是六十年代修的泥巴房，房屋破烂不堪。一次原铁路分局领导到拓石检查工作，走访老战士时，看到父亲住的旧房子，感慨地说：这老革命还住在这条件这么差的房子，一定要解决。临走时给父亲留下一盒红塔山香烟。烟瘾很大的父亲却一直没有舍得抽这盒香烟。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用红头绳把这盒烟绑住供在桌子前，我们兄弟几个一回去，他就讲这盒烟的来历，讲领导的关心和好话。这可能是父亲对领导的一种虔诚吧！退了休的父亲并没有享清福，和母亲又开始给兄长带二姑娘，给妹妹带外甥。那会，兄长在葡萄园车站派出所上班，一次他骑摩托车把九岁的二姑娘从车上摔下来，受到了惊吓，送回拓石当晚开始发病，浑身抽搐。家人赶快送到拓石乡卫生院，医生抢救了一会也没有抢救过来，没一会就断气了。医生对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说：“回去准备准备，挖个坑把孩子埋了算了。”但父亲仍不死心，对那名医生说：“你再抢救一会，做人工呼吸，往胸前压，如果肋骨压断了你不负责任。”那医生认识父亲，拉不开情面，只好继续做人工呼吸，结果做了十多分钟，竟然又活过来了。真是大难不死，现在这个孙女考上了兰州政法学院，正在上大学。

而后，在组织的关怀下，父亲在宝鸡分到了一套住房，在孩子们反复劝说下，父亲才搬到宝鸡居住。

那里，我在宝鸡上班，因和父亲为一些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影响了父子感情，有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基本是老死不相往来。父亲那时身体还可以，没病没灾的，而我也忙于奋斗和拼搏。到了2005年，父亲开始有病了，我才开始回家勤了，常回家看望他老人家。当时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住着，我已经调到西安上班了，父亲开始几次往院都是支气管破裂，吐血不止。据父亲讲，可能右臂枪伤造成胸部塌陷，压迫支气管破裂出血，也算是枪伤的后遗症吧！看着父亲气色明显不如以前，精神头也差，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当时宝鸡医院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我回去也只能用语言安慰他。我知道，这种安慰是苍白无力的，对于一个从枪林弹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显然是徒劳的。用父亲的话说：我不是怕死，过去打仗时身边倒下去那么多战友，我活了这么多年早就够本了。面对死亡，父亲并不惧怕，而是勇敢地面对，晚年在另一个战场，同病魔作战。

在西安上班期间，一天接到电话说父母全住院了，我急忙乘车赶回宝鸡，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家里只有老两口，父亲因身体虚弱，上厕所不小心摔在地上，母亲想扶父亲起来。那奈身体无力，想叫儿女又一个也不在身边。情急之下，父亲给母亲出主意，叫母亲找一根绳子绑在门把上，然后父亲抓起绳子这一头往起站，母亲在后面把父亲往上掀。谁知，母亲年老腿无力，把父亲不但没扶起来，自己还摔了一跤，腰摔骨折了。看到病房里躺着的双亲老人，我心里说不出一种滋味，泪水只能往心里流。父母亲一辈子养育了七个儿女，到老了连一个都指望不上，我说不出是儿女的悲哀还是老人的悲哀……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双腿开始肿了，而且痛疼难忍。医生说是脉管炎，我曾求助网络给北京一家大医院发帖子，寻求为父亲治病的药方，但答复是到北京作检查。父亲的身体根本不充许出远门。听人说用桃树根熬水洗腿可以减轻痛苦，我在西安脱不开身，就让妻弟上山挖桃树根给父亲洗脚用，头几次父亲洗了，还有效果，痛苦得到缓解，我甚是高兴。没想到半个月不到就不起作用了。后来医院又诊断父亲患的癌症，如果是癌症的话，腿肿应该是癌症的晚期了。但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癌症。病魔这个可恶的敌人，把父亲折磨得坐卧不成，白天黑夜无法入睡，一天24个小时只能坐在床上。可以想象，患癌症晚期的人都是痛苦难忍的，但父亲意志力非常坚强，再大的痛苦也从来没有哼过一声，只是自己咬着牙坚持着，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着。病情后来发展到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但他还是强忍着。按说，这么重的病人都在床上解手是很正常的，但父亲却不！他硬是咬牙撑起扶着床边在椅子上解手，椅子下面发个便盆，解完手全是自己擦，从来没有让那一个儿女帮他擦过。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钢强的人。父亲以自己的坚强同病魔战斗着，他说：我再活上一年半截就可以了，挣些钱给孩子们交个学费。那会，他有3个孙女1个外甥在上大学。他每年2000多元工资，平时舍不得花钱，把钱都存起来，一到孩子开学，每人2000元。父亲到老了，心里还想着给孩子们挣学费。他一辈子全想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上百块钱的衣服没有一件，像样的皮鞋没有一双。14岁为了全家出来当兵，解放后到铁路上班，把7个子女艰难地养活大，老了还惦记着下一代的学费。可以说，父亲是天底下最无私的父亲。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父爱。

2006年7月5，我从西安回到了宝鸡，在上马营铁路医院看望了住院的父亲，进门只见父亲低着头闭着眼坐在床上。听见我的叫声，他抬起头，眼睛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我默默地陪送他坐了一个多小时后，父亲抬头声音虚弱地说：“你回去上班吧，我没事。”他己经没力气说话了，只是用手摆了两下，意思让我回西安上班，别耽误工作。我见父亲同平时没有什么异常，就向他告别，默默地离开了病房，坐车回西安。当我两个小时刚到达西安，就接到了弟弟的电话，说父亲走了……我当时愣了，泪水不由涌出了眼眶。

父亲！你怎走这么快，我还没有思想准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