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胡星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

布达拉宫：人间与天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头上的布拉达宫都显得厚重而庄严，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尤其在近年新建广场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壮观。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五一”起，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预定，以限制参观人数，且大半宫室未开放。十三世达赖晚年和十四世达赖青少年时居住的东日光殿倒是可以进出，殿门左右悬挂两个虎皮权力棒，有些唬人，据传，以前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内。

但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座庞大的宫殿远观胜于近览。尽管周边开阔，但它自身重叠的墙壁和狭小的窗户，使得室内极为阴郁灰暗。即便在大白天，也只有在电灯的照射下，那些积累经年的金银宝石才反射出幽幽的光彩来。

丹增嘉措后来如是回忆他当年的寝宫：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下午二时就开始消褪，“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

1940年2月，在东大殿的狮子法座上，丹增嘉措完成坐床典礼，正式入驻布达拉宫。但在15岁亲政前，他只是这里名义上的主人，政事由摄政等上层官员把持。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僧袍而纯洁起来；头顶观世音化身光环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自然获得僧俗权贵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在争权夺利中，年幼的达赖喇嘛往往被视作傀儡，甚至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1815年到1875年的60年内，11岁的九世达赖，22岁的十世达赖，18岁的十一世达赖，20岁的十二世达赖，走马灯似的在布达拉宫暴亡。

就连丹增嘉措的父亲，也于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原本，由于家中出了达赖转世灵童，一家人从农民跃升为贵族，这是当时极少数的阶层流动通道。但从此卷入并不太平的权力场中。1950年代在达赖家人公馆里住过两年的司机吴多吉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中毒身亡的阴影一直在达赖大姐泽仁卓玛的心中挥之不去，乃至可能影响了她在大变革时的抉择。

比起那些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的农奴孩子，宫内的丹增嘉措至少得到了中世纪式最周到的生活服务。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仅三十多岁。藏人多年来已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这高寒地带艰苦生存，也造就了深宫大院内的无尽奢华。一部分人在教导其他人寄望来世的时候，自己却在享受现世。

丹增嘉措后来也承认：“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而当时的噶厦政府，“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这一切，都与佛陀所说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之法相去甚远。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原教旨何等纯洁，或后来如何自诩高明，一旦与缺乏约束的权力相结合，便会异化起来，甚至走向反面。14、15世纪之交，正是因为其时一些掌权僧侣穷奢极欲，违背戒律，宗喀巴大师才开创格鲁(意即善律)派，以重振佛法。孰料其后世弟子再度陷入权力的陷阱，重演堕落的轮回。

深宫之内的丹增嘉措日复一日地学经、玩耍、享受荣华，由儿童变为少年，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身边的僧俗权贵们手忙脚乱地求诸神谕，15岁的他被推到了历史的第一线，提前亲政。

昌都：战争与和平

走入昌都地委行署大院内，推开萨旺府(原昌都总管府)虚掩的小门进去，里面清理未尽，满地的尘埃和废弃纸张，据介绍是刚腾空不久拟作为文物专门保护起来。

1950年9月，当阿沛·阿旺晋美来到这里就任昌都总管时，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失序的局面。

彼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最初仅50多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数百万雄师，拿下了几乎整个中国，只待翻过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西藏。

与这个精神、实力都如日中天的强大力量相比，延续数百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此时已老态毕现，却依然做着万世一系的美梦。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其拒绝。他们藉以对抗的盾牌，只是险恶的环境、一万多名藏兵和境外一些反华势力。

解放军于10月6日发动昌都战役后，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情，直至11日前线残兵带回战败消息时，总管府才大为震惊。阿沛连日向拉萨告急，但拉萨的高官们迟迟不予回复，甚至依然故我到郊外欢宴。

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昌都地委党史办主任王喜良说，当时解放军那么快打下昌都，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多种研究中，藏军都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如《藏军史略》中记录：“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

在昌都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看来，昌都解放的顺利，群众支前也要居一功。昌都地处藏东康区，噶厦在此的统治力较为薄弱，因此对头人的统战工作和影响基层群众的工作相对易做。

《解放西藏史》载，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

与郊宴中顽固而颟顸的同僚不一样，身处前线的阿沛显然明白当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中国藏军》作者廖立考证，战前和战时，阿沛都曾力主和谈，但未获噶厦和昌都官员的多数同意。到解放军兵临昌都城下，他率部撤退至城西南三四十公里外的朱贡寺后，便直接派员与解放军联系接洽，10月24日谈判结束，藏军两千多人放下武器。

六十年前的历史拐弯处，就在昌都珠角拉山脚的一条小溪旁，如今已仅剩矮矮的墙基。新的朱贡寺已于“文革”后迁建至西边不远的山腰平坝上，为当地人耍坝子(游玩)之处，外人绝少造访。本刊记者循着一段土路盘上这里后，引来了喇嘛们善意的围观。掌钥喇嘛江村是个中年人，当年的故事，他听老喇嘛讲过，只有些依稀的印象。

朱贡寺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page]

亚东：利益与实力

从拉萨往南，沿着拉萨河，过了雅鲁藏布江，随冈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马拉雅山，才到达中印边境的小城亚东。这一趟，藉着越野车和柏油路，本刊记者花了一整个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达赖和他的家人、下属高官、随员，共计至少两百人，从布达拉宫地窖取走几十柜金银财宝，由乡间小道悄悄出走，同样循前面那条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达亚东。

对于此番出逃意图，他后来毫不掩饰：“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萨还和其高官们做了两手准备，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与解放军继续谈判，一面派员往国外“求援”。

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的政治遗产——骑墙和投机主义：为了维护政教合一的底线和统治集团的利益，其立场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1904年，英国将领荣赫鹏率军取道亚东侵藏，十三世达赖组织抵抗失败，逃至外蒙向俄国求助。1910年，当清廷以革新之势整顿西藏事务并派军入藏时，他则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连荣赫鹏都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汉译)

正是十三世达赖的第二次外逃，改写了数百年来西藏上层社会服从中央政府的政治轨迹，“藏独”问题延续至今。

对十三世达赖和他的后世而言，摇摆于大国之间，也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之处。他们可以无视布达拉宫内供奉了三百年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可以不顾现代社会越来越明确的主权原则，但不得不正视自身的实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统治和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下，极少数人的消费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齐，绝大多数人却还在进行着原始的农耕与游牧。这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数百年里仅仅维持一百万左右的人口数。

旧西藏的晚期，曾出现过一些改革图强的火花，但都在刚冒头时被扑灭。如从1913年开始，吃过多次败仗的十三世达赖推出扩军强兵计划，增税等措施威胁到了寺院集团的财源利益，他们也不愿看到接受较多现代新思想的青年军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达赖最终自行了断这一改革。

在五世达赖手中完备起来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达赖后来也表示，它在20世纪已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

然而，达赖自己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当年15岁的丹增嘉措，更不会想到如何才合乎时宜。据亚东的老人们回忆，达赖的队伍到来时，卫兵们很霸道，不许老百姓围观。当地的牲畜也被驱赶走，草场专供达赖的马帮。

看到亚东的美景，少年达赖私下里还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

亚东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誉，其实可能更像巫山、奉节那样的重庆小山城，高山狭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饭馆也特别多。不过天气更为多变，本刊记者到达的那个晚上，蒙蒙细雨尚未完全收停，抬头一看，竟有满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来的县委书记纪晓鹏说，亚东是多种气候、环境的融合地，催生了农、牧、林、温泉等特色产业，他准备在这里大干一场，可惜口岸未完全开放。

对1951年的十四世达赖来说，亚东关是畅通无阻的，但他没有翻过去。他在亚东的东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结果只有一个达成使命，在他看来这是个“坏消息”：阿沛等人与中央政府谈判成功，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而印度、美国当时都不愿过多干涉，连英国也拒绝了他。他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这个小城，他一路而过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宁寺，都有着交恶、流血、受辱的印记。

回去还是流亡？达赖的内心和他的众多属下，都分裂成两面。摇摆不定之时，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附件，赶赴东噶寺，用行动和诚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虑。5天后，达赖启程返往拉萨。

罗布林卡：妥协与崩溃

达赖和张经武的第二次正式会面，是在罗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张经武带着毛泽东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达赖收下并向毛泽东像致敬。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七世达赖后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比起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丹增嘉措更喜欢这个清新亮丽的地方，每年3月从布达拉宫搬到这里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罗布林卡是座花园式宫殿，小时候的丹增嘉措游乐其间，曾经因为顽皮，跌入湖中差点淹死。还曾不熟练地开着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到大树上。如今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解放前，罗布林卡尤其是黄墙(内墙)内的宫殿，除了达赖和少数达官贵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现在已辟为人民公园，每日游人纷至。

本刊记者来此探访时，邂逅一位叫做顿珠卓玛的藏族阿妈。她还是小女孩时，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远地听达赖在宫内讲经。她已去世的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参加过十四世达赖新宫的修建。从1954年开始建宫，她到这里给父亲送了两年的饭。

新宫名为达旦明久颇章，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浴室中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

藏语“达旦明久”，意为“永恒不变”。1951年，达赖选择回拉萨，关键一点，就是十七条协议里的“不变”条文：“对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对于这一点，当时许多进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军老战士娜喜回忆当初的急躁：“不是叫我们来解放西藏人民吗，怎么领主还是领主，农奴还是农奴？”

回望十七条协议，那无疑是一个罕见而伟大的妥协。当初解放军完全可以直捣黄龙，但要使西藏从中世纪的封建庄园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此一来，难免就有脱轨、翻车的可能，更难免手足相残、生灵涂炭的悲剧。

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西藏这块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领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权完整。在这一前提下，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

不过，作为一个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执政党，在承诺维持既有制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高达总人口95%的普通民众的疾苦。因此，十七条协议在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同时，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

于是，张经武和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等人领队进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层统战工作，影响下层群众的工作则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萨创办一所小学，都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渐进、协商式的改革，有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统治者，比如满清权贵，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旧西藏的末代统治集团走了后一条道路。从和平解放一开始，中央及进藏工作人员便不断遭受挑衅与对抗。本刊记者在西藏接触的许多当事人，都有着忍受辱骂、被孤立的痛苦回忆。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变成了与虎谋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变化。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邻近西藏几个省份的藏区也相继开始。克制数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报规划，拟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议程。

尽管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惧。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以图捍卫固有制度。

9月，中央发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不能性急。”接着，西藏工作的人员、机构、事业、财政都进行大收缩，以示诚意。

在中央党校教授胡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认识比内地更为接近客观真理。他难以解释缘由。或许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缓了，但六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怎么办？政教合一和封建农奴制捍卫者被刺激起来的心理并未消除，达赖也再度动摇。

1956年11月，在达赖应邀去印度参加佛陀诞生2500周年法事活动前夕，毛泽东认为“让他去好”，但“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

在出访的周恩来三度面劝下，第二年初，达赖从印度回来。然而，随后的局面，已无法再用原来的办法处理。

这时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达赖的两个哥哥具体组织。很快，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罗布林卡借敬献金宝座之机，向达赖呈上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

在达赖的默许、纵容与噶厦的支持、策划下，西藏武装叛乱由点到面迅速蔓延开来。达赖大姐的司机吴多吉还记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乱者窜入拉萨，达赖家人公馆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数千名叛乱分子聚集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安全、不让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可以想象，昌都战役之后，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击的对抗。三次复信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表示要设法平息事态的达赖，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保护。

其时看着他渡河的解放军，在毛泽东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驻藏部队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条协议已被撕毁，民主改革随即一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在顽固拒绝改变、冒险一搏后，终于轰然坍塌。

尾声·龙王潭

带着旧西藏色彩的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萨大名鼎鼎的景点，充满了外来的观光客。本刊记者看到当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龙王潭公园。

龙王潭在布达拉宫的背后，最初是五世达赖时因修建布达拉宫挖土而成。像内地城市的中心公园一样，它并无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旧的楼台亭阁，许多花草树木和一些游乐健身设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处都是欢笑声和惬意的面孔。

不用问，他们大多是农奴的后代。在旧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都是农奴。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不知是否当年农奴——“会说话的牲畜”所向往的来世。

在江孜的帕拉庄园，堂皇的厅室内现在还展示着贵族庄主用过的劳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对面的奴隶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两米来高一间的屋子，空空如也，当年要挤上整家人。

曾有人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甚至“一天能喝上两次酒”。可是，残酷程度并非最本质的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有基本的平等。当年农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个善心的领主。而领主的恩赐，高兴时可以给予，不高兴时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过，可以说，在那些当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贵族身上，在人类进入20世纪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

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整体路径，在于创造、跟随、再创造先进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动拥抱之，便只能等着它们破门而入。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来的民主改革虽自内地传来，但因顺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当百万农奴发现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无情地抛弃此前被刻意营造的“香巴拉”幻梦，终于告别了中世纪。

时下为5月，龙王潭里，人们随意地徜徉其中；布达拉宫外，信徒们顺着城墙在转经。加入哪一行列，没有人发出强迫的号令。□(除采访外，本文主要史实参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国的覆灭》《现代西藏的诞生》《西藏大事记》、有关达赖传记、国务院新闻办有关西藏的几个白皮书等。严书翰先生、胡岩先生、童晔先生、靳薇女士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page]

 

《瞭望》文章：百年进藏记

雪域高原也无力阻挡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胡星

翻过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青藏铁路顺势而下，一头扎向广袤的高原腹地。千年雪山把朝霞映射在钢轨上，泛起金属的坚硬光泽。

这是一条工业文明的“天路”。路的东头，1865年北京城外的第一段铁轨曾引来“观者骇怪”；五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通商使团”携“奇技淫巧”从此纷至沓来。

路的西头，一个英国“使团”经过多年筹划后，用枪炮开路，终于在1904年踏进拉萨。“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他们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当年的英国随军记者记录。

“骇怪”之后近半个世纪，北京城里进退失据的大清王朝倒台了。取而代之的革命者宣称，要将强权阻于外，铁轨通于内。宏愿在另一批革命者手中得到实现。

也是近半个世纪后，诅咒英国“使团”的喇嘛和噶厦官员，把“新汉人”迎进了拉萨城。多年以后，和平解放的石碑在市中心屹立，与巍峨的布达拉宫遥相对望，新旧之间，纪念着两个民族曾共同经历的洗礼与重生。

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宗教和世俗急剧碰撞之下，茫然困惑依然难以避免。强迫的改变，抑或自觉的追随，在一个多世纪里交织纠缠。

“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旧西藏的噶厦政府，一度以为可以继续把大门关闭。

无论怎么封闭，再也不可能置身世外了。雪域千年的暗夜，注定要被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汽笛声惊动。

英国人入侵

从拉萨往南400多公里，亚东是中印边境一座小城。从城边的噶举寺再向南眺望，边境线上则里拉山口和乃堆拉山口蜿蜒而来的土路交汇在半山腰，顺着干涸的河谷下来，依稀可见残遗着一条碎石铺就的驿道。

数百年来，当地马帮就踩着这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往来中印之间。1903年，荷枪实弹的英国人以通商的名义，也沿着这条路踏进西藏。

对于西藏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日不落帝国”垂涎已久。几乎在敲开中国东部海防大门的同时，大批训练有素的探险家和化装成朝圣者的秘密测绘间谍，开始年复一年深入到藏区腹地。

后来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就曾用“无穷的矿产”来形容西藏东部。在了解俄国人的蚕食意图之后，他不无遗憾：“我们从未去探险过。”

翻开世界地图，可以更清楚冒险家们的想法。西藏的西南侧，坐落着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印度；东侧是富庶的四川盆地；西北方，还有被称为“地理枢纽”的中亚各国。高原耸立在亚洲大陆中部，睥睨着四周辽阔的平原。

这是殖民帝国向全球急剧扩张的时代。帝国的影子背后，资本正在成为整个文明的动力——即便帝国本身，也要为财富效劳。而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征服者得以将触角恣意伸向非洲的荒漠、拉美的丛林，雪域高原也莫能例外。

与在中国内地武力通商同步，“从这个时期(1860年代)起，我们可以找到英国要求开放西藏的一系列企图”，英国学者蓝姆(Alastair Lamb)在专著中如此评述。尽管在后人眼里，这样的开放，无非只是为伦敦的交易所又增添了一堆闪亮的筹码。

19世纪的西藏，就在小城亚东，已经听见越来越急促的敲门声。想躲，是躲不过去了。1888年，英国人终于首次入侵。

修建在山坳中的噶举寺，背山望水，肃穆庄严。本刊记者抵达的时候，这座隶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庙宇，正迎来又一次政府修缮。“寺里供奉着一尊护法神，是十三世达赖下令从巴夏寺转移到这里的。”前来督查的亚东县统战部部长达瓦次仁站在寺前告诉记者。

巴夏寺早已消失在远方的崇山密林里。面对当年武装越境的英国人，藏军严密设防之外，并请出临近巴夏寺的护法神施展法术。可装备着现代武器的英军显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藏军溃败之后，寺庙也从此被废弃。

英国首次侵藏后数年，清政府抵挡不住压力，像内地已多次上演的一样，签下不平等条约。在拉萨海关的历史陈列室里，政工办主任尼玛次仁指着老照片告诉记者，1894年，亚东被开放为商埠，并开设海关，由英国人管理。

但英国人的胃口并未满足于亚东，要求将市场深入到西藏腹地甚至拉萨。双方对通商问题的意见不一，加上划界、游牧等遗留问题，英国人开始准备第二次武力进攻西藏。

1903年12月12日，英军3000人在少将麦克唐纳和商使代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率领下，翻越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以通商为名，行入侵之实，西洋的冒险家视之为对自身价值标准的一次理所应当的普及。

“惟于西藏，独不许进行贸易。此种偏颇不公之事，殊不适于正直文明之民族如君等也。”荣赫鹏侵入西藏后发表的演讲，将这一态度表露无遗。

上了一堂主权课

从亚东往北，海拔陡升，随后一路起伏，不断翻山越岭，如今经江孜到拉萨的柏油路上，犹有不少窄道急弯。可以想见，百年前英军踩着土路仰攻而来，实在并不占据地利。

兵员数量也不占优。在亚东往北近百公里的曲美雄古，1904年3月已有藏军3000多人驻守，而英军仅预备1000余人。双方在此对峙，荣赫鹏利用武器的差异欺骗藏军，声称谈判停火必须熄灭火绳。藏军应允。随后英军将机枪架好，把上千藏军包围在围墙一角进行扫射，随后乘势向北进攻。是役，藏军共伤亡1400余人，英军仅伤亡15人。

百年之后的曲美雄古，早已无处寻觅枪声。只有高原的风静静掠过残留的几堵土墙，供人遥想凭吊。

一百多公里外的帕拉庄园，当年的大领主从这里派出卫队援助藏军。庄园里仍然陈列着当年装备的土枪。讲解员格桑顿珠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土枪需装填火药、点燃火绳才能发射子弹，每射击一次大约耗时五六分钟。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装备了马克沁机枪。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护卫的清军就曾见识过这种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的现代武器的威力。

双方军队装备和战略战术素养的悬殊，使得战争成为一场屠杀。为此，英国《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坎德勒(Edwudn Candler)声称，“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藏军)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在部分殖民者的思维里，世界只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运行，凡是不能顺从的民族和文明，那就只能用枪炮来上课了。

曲美雄古一役后，英军决意北上拉萨，在江孜宗山等地再度遭遇大规模抵抗。现在站在山下高耸的抗英纪念碑旁，仍能远眺到宗山城堡残留的英军炮火轰击痕迹。离此不远的乃宁寺，也犹有一段残垣，无言诉说着当年的战火。

西藏并不乏可歌可泣的不屈反抗，但对当年的英国人来说，这只是“护使通商”途中的小插曲，他们唯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同样对西藏虎视眈眈的俄国人的态度。

英国人进入西藏，让势力正深入中亚的俄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意识到，失去清政府的荫蔽，地广人稀的西藏无力自守，必然会倒向另外一方——而俄国尚未做好准备。故此，俄国驻英大使数次发出警告，表示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不能坐视彼邦现状之变动”。

作为对“豪强友邦”的回应，英国接连表示“固无意兼并彼邦”，“只要其他列强不图干预藏事”；同时意欲借助一系列条约文书，将西藏营造成一块亲英的缓冲地。

双方角力，皆遵照在欧洲已通行数百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虽然即将在全世界自觉或被迫地通行，此时却还没有被所有人意识到，其中就包括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在战事紧迫、藏军连连大败之时，有泰采取了隔岸观火的姿态，甚至颇有兴致地在拉萨附近树林里唱歌跳舞。

有泰的颟顸在后来的史书里一再被痛斥。也有西藏历史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的知识和标准尚未在中国完成破旧立新，“(有泰)首先还没有懂得什么是主权，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这些现代文明秩序的概念，既已被枪炮带到了东方，就必然给后者留下深刻烙印。

1904年8月3日，英军侵入拉萨，占驻布达拉宫后的拉鲁庄园。随着内外压力渐增，尤其英俄之间罅隙不断，在高原的冬天来临之前，英军索取赔款，沿原路撤回印度，把拉鲁庄园还给西藏，把西藏还给中国。

如今，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藏最大贵族的庄园，已经成为一个居民社区，藏式小楼背后，是被称作“拉萨之肺”的一大片城市湿地。过往的行人，或许会描述起往昔贵族的奢华，却鲜有人记得当年英军的匆匆而过。

尽管只是拉萨的过客，英国人却迅速给中国上了一堂关于国家主权的课程，让此后的当政者都意识到，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国土，从此必须以应对西方游戏规则的方式来经营了。

“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后人无疑记住了这个教训。1949年下半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席卷整个大陆时，解放西藏被明确提上日程。12月，毛泽东在赴苏联访问途中，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军第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1950年2月，军长张国华在一次部队动员讲话中说：“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因“救亡图存”而诞生和壮大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熟稔现代主权观念，并对残酷的国际丛林法则深有感触。

此时，美国一改之前态度，对“西藏问题”日益表现出兴趣。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尽管于1950年4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试图继承英帝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其“缓冲区”策略，1950年末，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接连向中方递交备忘录和照会，对解放军进藏提出异议。

作为回应，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屡次态度鲜明地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

1950年初至9月，解放军进驻四川、青海的康藏地区，除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外，也在当地吸收了大批藏族青年，包括时年20岁的阿拥、14岁的娜喜，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娜喜对本刊记者回忆，解放军和蔼可亲，她在学歌之余，听了“共产党来了没地的分地、没房的分房”的道理，便要跟着去西藏“解放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

娜喜和阿拥分别加入十八军文工团和医疗队，后来分别从西藏自治区民宗委和日喀则医院退休。

就在解放军准备入藏的同时，北京用各种方法与拉萨接触，争取和平谈判，但收效甚微。西藏当局决意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昌都。中共中央遂决定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昌都历来是藏东重镇，地处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之畔，扼青、康、滇、藏交通要冲。即使今天，从城区到最近的邦达机场，犹需经过两个小时险峻山路。本刊记者出发时，东方微白，从山上望下去，大江如练，天色要更亮一些，江水方才显露出暗涌湍急的真面目。

1950年10月7日的拂晓大约也是这样。侦察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渡江，大军同时分兵数路迂回包抄，于19日晚进入昌都市区。藏军“一经接触、稍事抵抗即行溃逃”，全线向西后撤。

从昌都城区往西南方向三十多公里，山路连绵，旧的朱贡寺已经被废弃在一片山坳之中，白墙红顶的新寺修在不远处的山巅。这里是昌都往西通向那曲、拉萨的必经之路。时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藏军大部撤退至此，却发现后路已被解放军阻截。经过商议，阿沛决定与解放军接洽。

至24日，昌都战役结束。噶厦政府也不得不被拉到和平解放的途径。

欢迎“人民的军队”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因其共有十七条条文，又通称为“十七条协议”。

10月24日，达赖喇嘛通电北京，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当日，十八军和西藏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

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东郊举行隆重仪式，以示欢迎。噶伦(主持噶厦政府工作的官员)拉鲁在欢迎词中说道：“在西藏，过去来过皇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我们都未欢迎过。这次来的解放[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