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弹指一挥间。

    仅仅用了20年时间，年轻的中国股市悄然推动了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逐步变革，影响了数亿人的财富观，更带来许多人命运的变化。有人说，中国股市既是草根的也是平民的。买卖股票，给中国股民带来了精神享受，成就了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当然，也有人最终沉沦在这从不平静的股海之中……

    20年，俨然可以用“代”来概括。

    透过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光阴眺望未来，一些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或许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抚摸到深藏在一段跨度长达20年的历史背后的真实，去感受它所承受的轻，或重。

    1990年12月19日，位于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孔雀厅里人头攒动，随着一声铜锣敲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站在现在的时间坐标上往回看，这声短暂而又意义非凡的锣声真实地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轨迹。

    老赵，证券从业人员，接触股票这玩意儿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从券商营业部里“坐柜台”起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里的“红马甲”，再到如今营业部副总经理，他自评：人生没有大涨，至少也没有大跌。

    老金，股龄18年。这么多年牛市、熊市起起伏伏，尽管没赚到什么大钱，但至少股市里的资产还是保持着正增长。他笑称，经验有很多，教训也不少。

    故事就从这两个股市大潮里平凡又特殊的小人物讲起。

发烫的股票

“当时的客户往往丢给你一句‘随便’。不过，随便买、随便填也都能赚钱。”——老赵

    眼前的老赵其实并不老，40开外的年纪，在一家排名靠前的券商里干着营业部副总经理的活儿。“在证券界待了近20年，也算见了不少大风大浪”，老赵常常把“股市即人生”挂在嘴边，这种感慨不仅出自他亲眼见证的众多悲喜故事，更是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说起“进军”证券界，老赵绝对属于无心插柳。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还在遥远的新疆从事与证券、股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检验检疫工作，用他的话来说，“这活儿也挺‘牛’，至少是穿制服的公务员呢！”

    由于父母工作调动，大学毕业没多久的老赵来到了陌生的大上海。在熟人的介绍下，以算术见长的他被当时一家小券商——烟台证券录用了。“当时营业部里的职员基本都是半路出家，银行、信托里出来的就算是‘专业对口’了，还有不少是纺织女工、退伍军人转过来的。不过，我们要干的活儿也挺容易——坐在柜台里，帮客户填委托单。”

    老赵回想起当初这段日子时，双眼总会闪出亮光。要是与现在“打价格战，比拼佣金”的激烈竞争一对照，上世纪90年代初券商的日子简直可以用“置身天堂”来形容——从上班到下班，客户总是络绎不绝地挤在柜台前排队，买卖股票要填的委托单甚至还标价出售，“行情好时2元一张，行情一般就1元一张。上海还算便宜的，外地要卖到5元。”

    这种红火的“生意”全因“赚钱太容易了”。1991年开始，由于可供交易的股票太少，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暴涨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据老赵回忆，当时做股票的大户许多都是做生意赚到第一桶金的“大款”，“他们对股票基本一窍不通，不知道委托单该怎么填，也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往往就丢给你一句话‘随便’。不过，那时候随便买什么都能赚钱。”

    尽管坐柜台填委托单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操作的快慢却直接影响到股民“真金白银”的收益。于是，这些坐柜台的员工也就成了“稀缺资源”。老赵说，“那时候天天有客户给我们塞好吃的冷饮，有时候还请客吃饭，为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填单子买卖股票。”当时整个营业部里让他印象最深的客户是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中年男子，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营业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填单子的员工买早点、泡茶水。经过旁敲侧击打听，原来这个男客户就是周立波经典段子中描述的“打桩模子”，起先靠捣鼓国债赚了一大笔钱，“这老兄小学五年级都没念完，但听说心算奇佳，可以算到小数点后面4位。”

    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所有的股民都欢天喜地，股票资产一夜间翻倍。此后，上证指数在5月26日达到全年最高点1429点。在这一上涨过程中，豫园商城的股价最高上涨至每股10500元，成为了首只万元股，每个投资者都是“万元户”。

    除了火得发烫的股票，当时证券市场上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东西——“认购证”，用它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1992年度的股票认购证印制得十分精美，封面烫金，封底印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字样，内有一式四联可复写的凭证。在说明栏里，写着这30元1份的股票认购证不是股票，而是可以买股票的凭证。下面还有一行注明，1992年度全年的股票发行就靠这本东西摇号，认购证发行所得的资金全部捐给上海福利事业。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把这本小小的认购证称作“世纪性”的发财机遇。不过，30元一份的成本在当时却着实吓退了不少投资者。那时候，全上海的银行储蓄所全部都是代销点，不但银行的工作人员要在柜台零售，信贷员还要跑到自己管辖的工矿企业去推销。

    “我1992年还在中学做老师，打算盘打了很久，内心也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买200张认购证。可我老婆就是死活也不答应，差点跟我吵到翻脸。最后，我只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偷偷买了10张回来。”现已退休在家享受轻闲生活的老金算得上上海滩上的第一代股民，他在股市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出自这些“偷偷买来”的认购证。

    这一年，认购证让很多人在一夜间致富，也给许多平静如水的生活投下了一块巨石。老金说，他老婆后来发现原来“买认购证能发财”，心里懊悔不已，“几乎有一整年时间，她每逮着一个人，就要叨念认购证的事。还好我总算是买了10张，否则不知道她要唠叨多久。”

    在老金印象中，当年上海滩都在流传这样一条社会新闻，说是一位方姓老太太，帮儿媳到银行存6000块钱，禁不住工作人员的宣传，一下子买了200张股票认购证。儿媳得知后大发雷霆，逼着老太太去银行退掉。由于认购结束，不能退还，老太太为了息事宁人，拿出自己的钱给儿媳存了款。后来认购证火了，老太太也变成了“百万富婆”，儿媳在知道真相后，竟为争夺这200份股票认购证的归属权与老太太对簿公堂。[page]

寒冷的底部

“这一行可不在乎你曾过得多好，只在乎你能活多久。”——老金

    整个1992年，赚得盆满钵满的股民们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

    对于股票市场来说，“只涨不跌”始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很快，一度只有小涨和涨停的股指开始往下跳水，持续的重挫把不少人迅速膨胀起来的财富快速打回了原形。1994年的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对于大多数还处于懵懂中的股民来说，这或许是他们第一次品尝到熊市的苦涩，也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底部的寒冷。这轮市场的低迷一直持续到1996年。

    “割肉”的惨痛经历，老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人年轻的时候总免不了心高气傲，一心想在股市里发大财。”当他把从认购证上赚到的10万多元现金全部投入股市时，市场还在一点点往上涨。可惜好景不长，每股80多元的中百一店（现在的百联股份）突然“变脸”，股价最低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个位数。“我是近70块买进的，眼见着股票一天天往下跌，开始还想捂一捂，后来心一横就割掉了。尽管一下子亏了上万元，可如果当时不忍心割，损失肯定还要大得多。”这次“割肉”仿佛让老金开了窍，自那以后他痛下决心，要花时间好好研究股票。他不但长年订阅多份证券报刊，研究宏观经济、行业新闻，还广交股友，互相探讨，取长补短。

    “只有经历过熊市的股民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老金总说，这么多年来他看过太多靠买卖股票发了大财，但最终却又全部输掉赔光的故事，“我们这行可不在乎你曾过得多好，只在乎你能活多久。”经历几次起伏后，到了2001年6月，上证综指攀上了2200点高位，这时老金已经盈利颇丰。尽管周围的朋友都在说“这样的股市怎么会跌”，但他隐隐感到股市泡沫堆积日久，肯定撑不了太久，于是选择了落袋为安，用在牛市里赚得的钱买了套商品房，此举还在其居住的小区里引发不小的轰动。“我老金尽管也没发什么大横财，但日子也算过得平稳安逸。”

    一边股市在涨涨跌跌中前行，一边中国证券市场也在磕磕碰碰中寻找着方向。“监管不足、内幕交易、投机盛行、制度不完善，一开始的股票市场确实没什么规矩。”在老赵眼里，“证券法”出台前的证券市场就像一张堆满了钱的桌子，没有人告诉你该不该拿这个钱，也没有明文规定这钱究竟要怎么拿，“有些人胆子大拿了，也有些人拿了就被抓了。当然，被抓住了你就是倒霉蛋，没人追究你就发财了。”

    股指暴跌的1994年，老赵依旧坐在营业部里填单子。然而人挤人的场面却一去不复返。“整个营业部里几乎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老太和一个老头还每天过来闲聊，再加上我们一个主管，两个报单员，一个现金柜，正好能凑齐6个人，可惜当时不流行打牌，否则正好能打‘大怪路子’。”

    1994年底，老赵迎来了职业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转变——他被公司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令人艳羡的“红马甲”。当时买卖股票还没启用远程自助交易，所有的客户交易指令都是通过电话报给交易员，由交易员敲进交易所的交易主机内撮合成交的，这些身处交易一线的交易员，因穿红色背心而得名“红马甲”。

    “红马甲”之所以让人羡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资待遇在当时绝对能算得上“白领”。按照老赵的说法，那时候上海本地券商的交易员都属于“红马甲”中的“大款”，“有一次，我隔壁座位上的一个小姑娘举止特别奇怪，叫她一起去吃午饭也不去，一到下班时间就飞一样地打车跑回家去了。到第二天，这个小姑娘才跑来告诉我们，原来前一天公司财务过来发奖金了，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吓得她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敢不动，生怕被偷了。”

    “我那会儿在营业部填单子，从来都没有出过错，估计领导觉得我的脑子还挺灵光，就让我在交易所专门负责给公司自营盘敲单子。”老赵说，“在营业部的委托单基本也就几千股，撑死上万股，但给机构的自营敲单子那可不一样了，基本都是最高限额的大单9999手（近100万股）一笔，绝对考验心理承受能力。记得有一次操盘，我在全部的交易时段里都死死盯着电脑敲单子，等到下班时间，才突然发现眼前只剩下一片黑色，什么都看不见了，休息了好一阵才慢慢缓过神来。”老赵的“红马甲”生活尽管忙碌辛苦，却也格外开心。“那时候上交所还在黄浦江边上的浦江饭店，每个‘红马甲’都有一张马甲证，凭证去交易所的食堂吃饭，伙食相当不错。”

    老赵记得，当时的“红马甲”都以“黄浦几期”的名号定下辈分。第一批的“红马甲”就是“黄浦一期”，“这批人大多都成了券商大腕，当然也有少部分或隐退江湖，或是遭受牢狱之灾。”这段“红马甲”的经历让老赵接触了不少股市中的“传奇人物”，也听闻不少离奇的“忽悠故事”。

    早期的股市避不开的一个乱象就是——坐庄。股市里的庄家往往从社会各方面融入大量资金坐庄拉升股票，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为了避免被其他人低价成交，往往以散户来不及反应的速度迅速把股价恢复到正常的交易通道里，在K线形态上留下一根长长的下影线。有时候也会在开盘的时候出现大幅跳低的现象，然后在盘中形成大阳线走势形态。老赵对于坐庄似乎不想谈太多，“我看过大大小小的庄家，也见识过各种坐庄的方法，不过这些庄家最后的命运，都逃不过销声匿迹。”

    老赵说，那时候一些人私下议论，券商自营坐庄最好忽悠，“有一次，操盘手不知道哪里搞到的消息，不断买入一只股票，这家小券商的自营盘差点被打爆了，当然这里面的钱还有不少是挪用客户的。”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在当时几乎是证券市场公开的秘密。在证监会的相关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证券公司出现了挪用、质押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占用客户资产等违法违规现象，给客户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当然，也有一些券商挪用保证金只打新股，反倒为自己赚了不少。”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券商巨头——南方证券的陨落正是由于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根据2005年1月底公布的资产清算数据，南方证券挪用个人保证金约80多亿元，机构债务约120多亿元，两者相加超过200亿元。证监会也正是在设计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处置方案时，提出了实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从而在制度上建起一道隔离墙。[page]

倔强地生长

“能让投资者赚钱的市场，才是好的市场。”——老赵

    随着上交所从外滩搬到浦东后，无形席位逐渐采用，“红马甲”的地位也瞬间掉入“跌停板”，各家证券公司开始陆续把“红马甲”撤了回来。2001年开始，一段时间长度超出所有人意料的熊市降临了。

    “我们做证券的，到今天都会有相同的感叹——再难也难不过2005年。”足足5年的熊市让无数业界精英竞相“折腰”，“当时到处都是亏钱的声音，很多小券商被兼并，一大批人都跳槽了。”老赵倒是没有主动换过工作，但他所在的券商却前前后后“改头换面”了3次——1次合并，1次增资扩股，最后1次因公司自营盘“爆仓”，被另一家券商以“蛇吞象”的方式接管。

    2001年成功“逃顶”的老金，也在2002年底又重新“杀回”股市。“别看我每次顶部的时间点都踏得很准，但判断底部还是犯过不小的错误。当时我以为跌得差不多了，全仓买入一只上海本地股，结果这大盘却依旧‘跌跌不休’，我看这势头不对，只好又一刀全部割掉了。”2003年老金的股票市值经历了从最高到最低的变化，他后来笑称这也算是一种经历，“在市场里，始终是股评家好做，操盘手难当，赚钱才是硬道理。”

    回望这一长段熊市，绕不开的阴影还是国有股减持。2001年，《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确立了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存量发行，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7月26日，烽火通信等4只新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上网发行，并均以发行价减持国有股。这令投资人看淡后市而纷纷抛售，致使7月24日沪深两市大跌。2002年，财政部和证监会宣布暂停在A股市场上减持国有股。

    很多人都把股权分置问题形容成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落下来才能化剑为犁。而当人们对股市哀叹到“残阳如血”的时候，改革的契机再次到来。

    2005年，无疑是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一年，当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改关键是怎么改，看到一家家试点上市公司的方案推出来，我就知道‘机会又来了’。”老金的判断也确实精准，这场意义深远的“股权分置改革”让沉寂多年的A股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伴随股改前行的脚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变革也在快马加鞭。“整个市场都在渐渐规范起来”，老赵渐渐感受到：“券商的日子也没有从前那么好过了，市场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客户不会自己跑过来排队，要自己去找。”

    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个提法让很多股民欢欣鼓舞。事实上，由于眼下国内投资渠道的缺乏，多数老百姓能够投资的也就只有股市，大家把股市当成年集体财富再造的地方。

    这点老赵很有感触，“能让投资者赚钱的市场，才是好市场。”而只有在公平完善的制度保障下，一种简单的赚钱模式才会出现。对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表述：“在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上，有两个渠道可以挣钱，一个是靠投资回报，另一个是靠价差。股东取得回报的基础，是企业利润的增加。企业领导人员的责任就是为股东提供最高的回报。靠价差赚钱和前者不同，它无非是钱在不同人的口袋间搬家。”

    眼下，和很多普通股民一样，老金与老赵的“股事”还在继续。老赵在公司里领头搞起了“营销”，老金退休在家用孙子买来的电脑继续炒股，市场里也在不断涌现诸如创业板、股指期货等新鲜事物。老金说，股市终究有苦有甜，只有经历，才能收获更多。（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老赵、老金皆为化名）（记者 唐玮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