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刘莉）“我们在SARS、流感动物模型构建的过程中，在20多种实验动物品系中筛选敏感动物，但是当时缺少棉鼠、雪貂等对呼吸道病毒敏感实验动物资源；在制作结核动物模型时，缺少SPF级豚鼠资源；在制作肝炎动物模型时，缺少土拨鼠资源。”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一次中国科协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如是描述实验动物研究中的“捉襟见肘”。

传染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世界上每年死于传染性疾病的患者在2000万人以上。由于气候、生态环境改变、环境污染、抗生素滥用、抗病害品系等新品系培育、大规模饲养、野生动物开发应用等因素，病原微生物在和宿主协同进化的同时，也因不断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异。同时，人口密度的不断加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生活方式也为病原的传播带来便利。资料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平均每年都发生一个以上的新发传染病。

在我国经历了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流感、手足口病等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疫情之后，专家发现我国传染病病原敏感实验动物品种品系资源严重缺乏。在这次题为“新发再发传染病与实验动物模型”的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动物模型研究尚难以满足新发再发传染病的应对需求，迫切需要加强研究和储备。

实验动物在应对新发再发传染病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发传染病病原体的确认、致病机制的研究、治疗方案的评价、药物和疫苗的筛选评价等均离不开标准的动物模型。秦川介绍了用于传染性疾病研究的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的资源现状：敏感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资源是传染病研究的瓶颈问题；经典的动物模型缺乏比较医学研究，多为单纯感染实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徐建国研究员也同样感受到传染病研究中动物模型的缺乏，“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免疫目前还受到很大的限制，主要集中在病原生物学特性尚未完全清楚，致病的机制不十分清楚，药物、疫苗筛选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动物模型”。

同时，他认为我们对感染性疾病或病原性动物模型的认识，一直存在不足，因此制备的动物模型不规范，针对性不强。他建议进行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的分类，提出疾病动物模型研究、应用的标准化要求，加强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的针对性研究与应用，注重感染性疾病动物模型制备的原则、加强可比性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