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份以来，不少带着孩子到幼儿园报名的家长发现，武汉市部分幼儿园下学期学费竟比上学期高出500元-1500元。本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新学期收费上涨并非个例，这是武汉部分民办幼儿园普遍存在的现象。

    与民办幼儿园高收费相伴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办幼儿园相对偏少。来自武汉市教育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武汉所有的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已经占据了6成，公办幼儿园明显比例偏小。即便民办幼儿园收费过高，家长们似乎也没办法用脚投票。

    事实上，公办幼儿园比例偏小，并非武汉独有的现象，这是很多城市都存在的问题。造成该问题的一大原因是，目前我国对幼教的投入本来也不高，占整体教育的投入只有1.2％-1.3％左右。财政投入的不足，于客观上鼓励了民办幼教的发展。毕竟，幼教的旺盛需求不容忽视，任何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处在了劣势。有网友将责任也摊到了家长头上，认为他们不应盲目跟风，这种归罪实在有些苛刻。

    公办投入的不足，不仅是幼教中存在的，义务教育中也存在，而在后者都只能说是“不断加大投入”的情况下，在幼教、高教等非义务教育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则是必不可少的。但引入社会资本，不等同于放开一部分非义务教育的阵地使其商业化、产业化。社会资本的引入乃政府主导，引入资本的过程中，政府应当赋予其一定责任，以使公益属性绑定其中，相当于委托社会资本办公共教育。现有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已经明确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

    按理来讲，民办幼教的发展若能符合这一核心价值，也不可能存在高收费问题。但是，社会资本怎可能主动而自觉地迎合公益目标呢？在政府并未给民办幼教予以财政资助的情况下，民办幼教有何理由提供公益服务？在此，我们要重复一下“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目前的幼教实行的是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家庭合理负担的成本分担机制，也就是说，民办幼教的收入是基于其投入成本而控制在一定比例内。社会资本兴办幼教，作为回报与激励，是需要使之取得收入的。但这样的收入不能简单称为“盈利”，而只能说是作为投入成本的“合理回报”。回报需要在合理范围之内，以此维系教育公益的属性。控制这样的合理回报，控制收入比例，这就需要政府设定标准，进行有效管理。

    政府的确没有理由直接控制民办幼教具体收费的价格，但是可以通过控制成本分担机制，确定回报比例，确定收费浮动范围，完善收费管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赋予民办幼儿园公示投入成本、收费项目的义务，方便家长监督，并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条件。还可以参考的建议是，确立不同民办幼儿园的类别和等级，根据教育内容的质量而将收费标准进一步细分，在出资人自行设立收费价格的情况下，进一步限定价格浮动的范围。

    政府不曾也无理由将任何幼教领域放开，给予产业化、商业化经营的空间，除非公办幼教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公益诉求，给予商业化服务空间以满足更高的需求。民办幼教既然是辅助、弥补，那么只能是公办教育的延伸服务，这其中存在着社会资本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资本的权利、义务要划分清楚，政府的管理责任也要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