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诚信严重缺失的社会。

一个“聪明人”及各种“社会精英”充斥的社会。

这就是张培合和我们共同面对的社会，它是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也是我们共同的遗憾。

我们已被肆意泛滥的假冒伪劣商品所包围，我们在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和虚伪、恭维、忽悠的语境里生活得太久，很多人习以为常，真善美的生活环境成了越来越遥远的梦。

贾平凹的名著《废都》中庄之蝶的岳母，那个整天睡在棺材里等死的老人，每次都要用这样的鬼话叮嘱临出门的女儿：带上面具啊！人怎么能不带面具就出门呢？

但鬼话成真！因为好像人人都带着面具，却又在千方百计寻找真实。

这个脸上涂脂抹粉、满身珠光宝气的人妖和怪胎，正是我们眼前这个社会的真实画像。

社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张培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代是根源。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一头扑倒在西方的物质文明面前，成了拜物教的俘虏。同时解放后到粉碎“四人帮”期间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黑白不分，人妖颠倒，将传统文化摧毁殆尽。反倒是在日本、朝鲜、南韩、越南、香港、台湾和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并放射出瑰丽的光华。他们的社会公德水平和市场经济的健康程度要比我们高得多。

怎样才能激浊扬清、拨乱反正？

张培合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听起来是一剂陈年老药，我们怎么能靠它来疗治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顽疾呢？

世上很少有灵丹妙药，文明是在社会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立志改变现状的决心。同时我相信：哪怕假丑恶横行其道，真善美依然在感动社会，人们对更加温暖和和谐的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并没有完全泯灭。当社会上许多人似乎都被钞票蒙蔽了双眼之时，当许多人信仰正在缺失之时，我们听到了从大陆到海外咏读《论语》和《道德经》的朗朗声音，它代表了一种追思，一种怀念，一种皈依，一种觉醒，它把我们的思绪引向2000多年前那个周游列国、传经布道的书生。

子曰：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为了价值，为了意义，为了拯救，为了在莽莽荆棘中开出一条生路来。

记者：张总，您好！最近拜读了您的个人专著《慧思集》，您在书中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谈到传统文化，我们就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个时代，诸子百家并起争鸣，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请问张总，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张培合：追根溯源的话，中华文化要从夏商周三代讲起，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无从考证，到夏代才有文物和遗址；到了商代，才有文字记载；而周朝，上下八百零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有大小诸侯国家一百多个。那个时期，所谓国家更多是城邦的概念，有的小国一共才几万人，直到秦灭六国、汉并天下才有了大一统的国家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周朝无疑对中华文明起到了承上启下、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

儒家是由祭祀的礼仪发展出的一个学派，注重人的行为、修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道家出现较早，所谓“道法自然”，是指他们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究“天人合一”。当时还有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并成为九流十家，这些思想流派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活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法家的思想，正在全国播映的电视剧《大秦帝国》，剧情经历了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时代，当时秦国内部矛盾复杂激烈，秦人好私斗，族与族之间的冲突不断，杀人者不能伏法，而在对外战争中的功臣烈士却没有相应的奖励和抚恤。在这种状况下，秦国积贫积弱，在山东诸国的威胁下已经危在旦夕。秦孝公嬴渠梁发布招贤令，商鞅将法家思想带给秦国，花了二十年时间，把一个穷得掉渣的国家治理得国强民富，利用其他诸侯国相互掣肘的空隙勤修内力，终成一统。

但同样是法家的优秀人物，为什么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却失败了？原因在于国情不同。采用诸子百家中哪一家的思想治国，什么时候用，都要以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定。齐国、赵国、魏国使用了儒、道思想来治国，也都成为强大而富足的国家。周代享国八百零八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代，发生了很多大事，当时中国人的思维非常活跃，士子可以周游天下，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诸子百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雏形，一直影响了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比如说，影响后世的四书五经的核心内容都是在周朝形成的；周文王居羑里而演《周易》，而《易经》现在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推崇，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工程、计算机很多学科都能在《易经》中找到原理性的依据。

在随后时代，中华文明一直得到了延续和完善。到了汉代初年，国家刚经历了秦朝多年的残暴统治，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统治者使用了道家的治理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即有所为有所不为、顺其自然，尊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才有了为后世称道的“文景之治”。而到了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的思想治国，大汉帝国在刘彻时期达到了极盛，使中国的疆域达到最大，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表现了当时中华文明开拓进取的锐气和精神风貌。

到了唐朝，中国人的兼容并包、开放发展的民族特质得到了非常完美的体现。大唐帝国的开放程度，恐怕和今天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唐帝国吸收来自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和技术，并做到了为我所用，所以唐长安城成了世界文化经济中心。汉代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才真正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之中，释家与我刚才讲到的十家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到了宋、明，还是到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都得到了不断地弘扬和发展。宋明理学诞生了一大批贯通儒释道三家的大儒。而康乾盛世，也是通过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中华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发扬才得以长治久安。

说到我们身处的西安市，汉长安城的规模已经是非常宏大，汉城的面积是明永乐时修建的北京紫禁城的6—7倍，而唐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汉长安城的2.4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共有人口300多万，堪称世界中心。不仅是城市规模，古代长安城的整体规划、建筑的精妙结构都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本身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张培合：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近代文明那种进攻、劫掠式的方式发展，却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大量的辉煌成就。近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科学、民主、自由，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还没有达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盲目推行这种价值观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海地作为美国的后花园，在一场地震后回到了原始野蛮的时代；印度推行西方议会制几十年，至今其贫困程度依然令人咋舌；南斯拉夫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采用了西方的普选制后，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和种族屠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还有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伊拉克等都是西方推行其价值观失败的国家。这样的失败案例不胜枚举。

我认为，在把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都丢掉的情况下，主张全盘西化，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影响会越来越大，只能使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再三强调要加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刚刚改革开放、走出贫困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重中之重，但社会正义、人本精神丢掉了，经济建设的意义又何在呢？

记者：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和现象了吗？

张培合：以犯罪率为例，我国近年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全国在押犯人数量已十分庞大。犯罪率越高，在押人数越多，社会需要的专政机关会日趋庞大，对社会财富的损耗就越多。我到南非考察时，晚上6点以后，大街小巷基本上就没有人了，宾馆酒店都是三道门，为什么？治安太差。虽然南非依靠自然资源等优势在这些年获得了经济总量上的长足发展，但人民大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并没有什么提升，这样的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虽然富有，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内心痛苦，整天担惊受怕，又谈何幸福呢？

市场经济在中国运行30年，西方价值观可谓是泥沙俱下，黄赌毒这些社会毒瘤原本已经在建国初期彻底铲除了，但现在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更有甚者，像西方的特色艾滋病等诸多病毒也开始在国内呈蔓延之势。没有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规范的约束作用，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近年来，企业界又兴起诸如“狼文化”这样只求结果、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思潮，在这种文化下，人性何在？

记者：按照您所说的，我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有弘扬、复兴的必要，但为什么当今社会有很多人不讲这一套，反其道而行之呢？您又是如何看待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呢？

张培合：真的是不讲传统文化，还是没有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呢？我看多半是后者。我国由于近代的积贫积弱、战争、天灾、政治风潮等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源流断了，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什么样的。我在国内，参加的学术讲座和会议很多，在讲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时，全场听众往往是如痴如醉，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生怕有没听到关键部分。

谈到经济发展，我们就必须探讨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健康，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打个比方，你家里本来拥有100斤金子，在一周内变现，你马上就成为了百万富翁，但如果把金子适量保存下来，你的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这些金子的好处。这样的发展相对于一夜暴富是缓慢的，却是平稳和健康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今天的矿产、能源、房地产等很多行业，不都是靠疯狂耗竭资源、破坏环境、砸子孙饭碗达到高速发展的吗？日本购买我们的原煤填海，为子孙后代储资源、谋福利，不正是对我们的警示吗？丹麦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森林覆盖面积很高，但他们依然选择从中国进口造纸用的木材，甚至为了减少对本国的污染，只从中国进口加工好的纸浆，而把污染留给中国。而我们通过这种粗放式发展造就的各路富翁，也因为没有传统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腰缠万贯但灵魂堕落，不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用在产业升级、企业转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上，而是用来挥霍和移民。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取得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了。

我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手段，但要讲究方式方法，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增产、丰产，高新技术造就的环境友好型企业不断崛起都是一个社会取得发展的良好手段，我们为之拍手称快。我以上讲到的那种耗竭资源型发展模式，除了破坏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浪费，这种模式充斥了各类盲目的重复生产。我们算个账，我国钢铁年产能过剩2亿吨，每吨钢铁产能最低投入5000元人民币，过剩两亿吨，就是有1万亿的资金被浪费，同样的，汽车、玻璃、水泥、机械、家电等产业也是这种情况，甚至连太阳能及风力发电设备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严重过剩，更可怕的是，有些行业由过去的低水平重复生产现在已经演变成高水平重复生产。

记者：您所谈到的这种“耗竭式”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也是不道德的，是市场经济不健康的一种体现！

张培合：的确如此。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充斥了无道德的尔虞我诈，市场失去了基本的信用和规则。比如前几年被揭开黑幕的黑砖窑、黑煤窑，甚至受害者尸骨无存，这比旧社会的“包身工”都可怕。黑砖窑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呢？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毒奶粉、“楼脆脆”、注水肉都说明了现在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畸形的状况。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财富只能称做带血的GDP，这种统计数据上的成就，和社会良知和公理沦丧相比，孰重孰轻？

记者：就是说市场经济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做基石。《慧思集》中认为目前的诚信缺失和无序根源于“文化断代”，您能向读者们介绍一下“文化断代”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吗？“文化断代”究竟是多长的时间？

张培合：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国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积贫积弱的痛苦旅程。这其实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贫弱过程，国家无法抵御外辱，列强疯狂掠夺和清政府赔款求和的结果只能是空前加重地方上的负担。在那个时期，我国文化传统赖以传承的大量乡学、县学、私塾都无以为继，几千年来传统生活所形成的礼仪规范也告终结。

在这个积贫积弱、民族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的过程中，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就是学习世界强国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人伦道德，才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很多人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废掉，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国传统文化断代的严重性。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我国积极推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但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政治风潮又造成了价值真空，全民族失去了信仰。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脚踏入了市场经济，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大行其道。

我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主张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的社会地位都要有一套行为标准作为规范，你不符合相应的行为标准，就没有你的社会地位。比如封建时代的皇帝，如果倒行逆施，做不到为人君的标准，就会被推翻下台，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被弹劾。

这一套行为标准体系放在今天，也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就需要把传统文化中积极、优秀的方面引进来，着力培育诚信经济、良心经济和法制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才符合我们人类发展的根本需求。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所宣扬的美好社会，在今天来看也是符合我们切实需要的。比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良好状态。财富的多少，和我们每一个人所切身体会到的安全感、幸福感并不完全成正比关系。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受到空气污染、水污染、有害添加剂、辐射的侵蚀，连基本健康都受到了威胁，何谈安全感和幸福感呢？

这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在今天的企业家身上也同样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私营企业家依靠挖矿山、倒卖稀缺资源发家致富，他们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捐款赈灾、铺路修桥等等都是体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方式。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那些暴富阶层以什么方式回报社会，而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挥霍财富的荒唐举动。中国的世界奢侈品牌的消费量马上就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了，我们中国人真的富有了吗？

记者：看起来，甚至到了现在，我们的文化断代现象依旧存在。

张培合：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至今仍以每年的9月28日为教师节，就是为了纪念孔子的诞辰。全球2000多座孔庙，80%都是在国外。每年韩国、日本的祭孔大会场面都非常宏大。这些国家以中华文化为营养，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建立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久魅力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是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她从2000多年前起就有了多民族团结发展的自觉，而反观欧洲文化，那些城邦制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抢劫、掠夺、屠杀的历史。欧洲近代的发家史，就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海洋上先后取代、相互劫掠的历史。但更早的明朝，郑和率领1500多艘大小船只，每次都有2万多人下西洋，最多的一次达27800人，在沿途互通有无、疏通航路、打击海盗。自古以来，在历史上能够长久存在的文化现象，必定是有丰富而深刻的价值的。没有价值，只能在历史大潮的涤荡下昙花一现。我们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经久不绝，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最好证明。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机制体系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就是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重新规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才能促成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结合，才能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谐、繁荣的轨道。

记者：但从目前来看，欧美国家的市场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人们在商业领域很讲诚信，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培合：你说得对。现在看来，欧美国家的很多公司和个人的确是严格按照合同和协议来办事，讲究信誉，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形成的。从16世纪航海大发现算起，欧美国家经历了近代社会四五百年的时间，它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是它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尔虞我诈。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正是针对当时的人们不讲信誉、唯利是图的行为进行讽刺，这部小说在当年轰动一时，人们才开始反思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意义。

记者：您的观点很有启发作用，但重新引入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体系，要如何做？现在的人们能接受吗？

张培合：当然能接受，但要讲求方式方法，要首先营造出遵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你突然对人进行全面灌输的效果肯定是适得其反，要选择正确的切入点。我主张应重建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今年圣诞节，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你随便问一个年轻人，圣诞节的来历，圣诞节是干什么的，体现了什么观念，大多人都不甚了了。窥一斑可见全豹，西方的社会风气已经影响到年轻人的价值取向，那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去崇拜靠科技创新养活了几亿万中国人的袁隆平，为什么不去崇拜那些靠高超技术拯救生命的外科医生，为什么不去崇拜飞天探月的航空航天科学家，反而去崇拜外表光鲜亮丽的歌星、影星？这些明星中不乏专业水平低下，道德人品更为低下之徒，为什么还要崇拜他？这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大的氛围和风气有问题。年轻人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崇拜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明星，却对靠自己的辛勤和智慧谋生的人嗤之以鼻，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如何营造这种文化氛围呢？我主张应首先弘扬诚信文化，“信”字当头。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及其信用机制，讲求诚信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人不讲诚信，造假贩假、债务纠纷等等都是毁坏市场经济的信用系统，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损害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俗语讲“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讲究诚信，短期看来可能发展较为缓慢，但长久下去，就会建立起和谐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才能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

记者：从企业日常管理层面，怎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呢？另外，从员工个人层面来讲，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普遍缺乏责任心和上进心，那么，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如何才能重塑员工个人职业道德和操守呢？

张培合：从个人经历来讲，我先后在大型中央直属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民营企业工作过。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给我的感触就是，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的壮大、健康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理念进行管理的企业有很多。以海南航空集团为例，完全按照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管理。海航董事长陈峰非常重视传统儒释道文化的作用，集团内部的中高层领导都是由他亲自培训、考核，并聘请国学大师南怀瑾任南航集团的高级顾问，邀请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赴海航开办讲座。此外，陈峰本人的著作也都是以儒释道理念为指导来阐述企业文化，他尤其推崇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菜根谭》。

海航集团以传统文化作为企业管理和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1994年，其总资产仅有1000万人民币，连波音飞机的一组起落架都买不到，而到现在，海航集团的总资产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飞机100多架，垄断了西北支线航空市场，而且拥有几十家五星级酒店，创造了企业发展的一个奇迹。仅从陕西来看，海航更是收购了西安民生和宝商集团两大商业类上市公司。海航集团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民航客运市场开放之初，我国有大大小小几十家民航企业，海航从其中脱颖而出，名列中国四大航空公司，其航班准点率、乘客满意度等指标都名列前茅。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海航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来武装干部员工，从而增强员工责任心和企业凝聚力的成功经验。

再说与海航并称为“两海”的海尔，张瑞敏是穷苦农民出身，也是利用传统文化来改造企业，将海尔从一个濒临倒闭的电冰箱厂塑造成世界知名的电器生产企业。中国企业入选成为哈佛商学院教材案例的正是这“两海”——海航和海尔。

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以毛泽东思想为企业管理的指导理念。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史玉柱在巨人大厦项目失败后，通过生物制药重新起家，清偿了所有的欠债，他讲究“诚信”，不让当年的债权人受到一分钱损失，这就是史玉柱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的秘诀，他是中国最成功的“失败者”。可见，以传统文化做成企业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以传统文化来治理企业，领导层首先要以身作则，树立典范。所谓“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孔子也讲“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的理解就是要从儒家的标准出发，磨练个人修养；从佛家理念出发，修心，不偏颇，不偏执；从道家的观点出发，养生，顺其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以上三点，才能正身。

打铁需要本身硬，领导层要想在企业中推行某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须从自身做起。比如要在企业推行中庸之道，就要求领导做人做事首先要拿捏好分寸，不能太过强势，也不能软弱无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像航空制造领域的波音，它选择把一些低端的、专门的生产制造业务外包出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的同时加速了企业自身的发展。

西方企业的治理理念很多都是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有文字的历史3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传统。“橘生淮北为枳”，近代西方所兴起的那种冰冷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武汉的轻型汽车厂聘请德国人进行管理，德国人推行的那套冰冷的企业制度并不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况，这家企业很快就走向了没落。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点是“忠”。“忠”的理念对于现代企业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拿国有企业来讲，干部员工普遍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企业烂了我挪个窝就行了，缺乏“忠”的品格，没有长远规划，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人事否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有企业的发展。

儒家理念贯穿于“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当中。“仁”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仁者爱人”，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对于员工不能使用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语言和行为。“义”是要按规矩办事。“礼”是礼仪、礼制，要对员工亲和而不傲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政治色彩浓厚，领导有官架子，要摆官谱，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仕途和经商分不清的话，企业是无法贯彻和实施长期计划的。

我们陕西的沃尔沃客车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高速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占有市场的统治地位，为什么现在竞争不过郑州宇通、厦门金龙？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僵化问题在这里可见一斑。民营企业的激励力度非常大，讲究论功行赏，马明哲可以拿到6千万的年薪，国有企业的员工干一辈子都拿不到那么多钱。海尔海信两家企业的销售收入超过西安市几千家企业，他们实行的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企业经理人做得好的话可以长期留在企业当中，才能制定切实、长期的企业发展计划。反观有的国企，领导干部经常是由主管部门直接确定，空降到基层单位，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体制机制僵化使得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现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工业带，放眼看去，民营企业一统天下。为什么？民营企业宽松活跃的体制机制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它满足了传统文化中“安居乐业”的要求，一个企业满足不了员工的吃住需求还想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在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员工首先想到的是捞钱，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企业的长久发展着想。

日本企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丰田作为世界500强的汽车生产企业，将本民族文化中的有益元素与西方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丰田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让全体员工没有后顾之忧，丰田员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是家里人的事情都有人管，员工自然同心同德为企业效力。所以我说，将传统文化植入到现代企业，胜算是比较大的。贵刊在今年初刊载了一组关于陕西商帮的专题文章，我认为陕西商帮的成功经验就在于传统文化理念在商业活动中的应用，晋商、徽商也是这样。晋商的发展使全国的白银都流向了山西，驾驭了遍布全国的商业机构，其管理手段也具有相当水平。他们依靠的是就是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行为准则指导自身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却恰恰背离了传统文化的规范，肆意欺诈、坑蒙拐骗、坑亲杀熟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何遏制这种现象的滋生发展呢？要对症下药，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靠文化引导和法制建设双管齐下。

以三聚氰胺为例，2008年刚刚查处三鹿奶粉，今年又有不法厂家蠢蠢欲动。为什么靠冰冷的法律遏制不住这个问题呢？法律不能拯救人的灵魂，必须要靠优秀文化的理念和规范来对人进行“洗脑”。

现在人们收到钱之后都要对着亮光照一下，生怕收到假币，这小小的动作说明了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缺失。传统文化讲究“信”，所谓“人无信则不立，国无信则不强”。在我们西北有些省市，三角债的问题非常严重，员工干活拿不到钱，货发出去也收不到钱。处理这种问题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我们之前讲到的社会上种种弊病也都是这样，不拯救人的灵魂是没有用的。

儒家的思想境界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就是去除心魔，所谓“除山中贼寇易，除心中贼寇难”，要求我们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术；“诚意”要求我们做人坦荡、对人坦承，不要阳奉阴违；“修身”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用儒释道思想将自己的个人素质提高；“齐家”就是重视家庭的和睦，家庭支离破碎，你怎么能管好一个企业？一个个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前面我说的几项做好了，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确要下一番功夫。但只要人人从自身做起，就能实现整个社会风气的更新。我们刚才说到假币的问题，人人都不用假币去坑人，那么假币就没有它的存在空间。为什么拾荒者偷盗电缆和下水道井盖屡禁不绝呢？因为有人收，有这个市场存在，他为什么不偷，即使被抓住，也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

儒家还讲“温、良、恭、俭、让”：“温”就是待人宽厚，身为领导不能对下属动辄打骂；“良”就是良好的作风；“恭”是恭敬、谦和；“俭”就是俭朴。曾国藩是一个表率人物，他带领湘军从穷困中走出，成为满清王朝最强的军事力量，但他生活极其低调、俭朴。之所以我对那些靠占有自然资源发家致富，然后挥霍无度的老板们没有什么敬重，是因为自然资源是全人类的，是个人都能干这个事情，又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我敬重的是那些靠自主知识产权打拼市场的企业家，比如汽车制造领域的奇瑞、吉利、比亚迪，而不是那些挂着国外品牌，靠集装和分销国外产品和技术的厂家。奇瑞、吉利、比亚迪这样的厂家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比亚迪依靠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国小排量汽车中占头把交椅，比亚迪所收购的秦川汽车在改制前已经朝不保夕，王传福入主秦川汽车后，还是依靠原班人马，却带领企业走出了困境，2009年产值已经突破100亿。

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年销售额达到3000亿美金，折合人民币2万亿。而国内家电零售业巨头国美电器，年销售各类家电500多万台，但因为企业领导人缺乏传统文化的积淀，一方面过度压榨生产厂家，另一方面有自满情绪而且管不住个人的行为，才有了今天的困境。

2009年福布斯慈善捐款排行榜的中国第一人是华侨黄如论，他仅在2009年就捐款达到2.74亿人民币，堪称“中国首善”。反观我们有的政府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干部，妻子儿女全部送出国，只留自己在国内当“裸官”，随时准备出逃，这些人的诚信和良心又何在？

记者：你刚才提到企业家要提高个人修养，把自己“管住”，就是管理好自己。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家，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管理好别人，管理好企业呢？

张培合：以张瑞敏为例，海尔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年仅仅是一个濒临倒闭的电冰箱厂，张瑞敏从质量抓起，在老职工的质疑甚至反对声中当众砸掉质量有问题的产品。在他的观念中，有问题的冰箱流入市场只能是坑害消费者，白送给消费者都不行。这就涉及到企业经营中的三大要素：质量、诚信、品牌。世界顶级服饰品牌中的LV、GUCCI、PRADA都是百年以上的老品牌，他们的生命力在于持之以恒地打造高品质和品牌内涵，给消费者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感觉，所以才能经久不衰。一件衬衣，国际名牌要卖几千块钱，国内牌子要几百块钱，你到康复路去买一件才几十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就在于品质、品牌和售后服务，这些都来源于经营理念中的“诚信”二字，而诚信恰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

说到LV品牌，它的创始人——路易•威登当年是法国最为贫穷的山区中的一个小木匠。一天，从巴黎来了几个摩登女郎，她们嘲笑这些山区的居民是乡巴佬，说：“你们这地方连月亮都是肮脏的。”路易深受刺激，他决定去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看一看。旅途辛劳加上路费用光，小路易晕倒在巴黎一个皮箱店的门口，店主人收留了他，这年他刚好14岁。在这里，经常有贵妇人花费300法郎购买店里的高档皮箱，小路易长这么大连30法郎都没见过，惊奇不已的他决定在皮箱店里打工。但店主不同意小路易的要求，理由是这家店的皮箱都是卖给巴黎的上流阶层的高档货，所以只雇佣高级技师。小路易没有灰心，他在巴黎的一家服装厂当了三年的叠衣工，当他再次回到这家皮箱店时，店主正在为一位贵妇人的要求发愁。这名贵妇人马上要去旅游了，想在一个皮箱内装20件裙子，店员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小路易说：“我能做到，不仅20件，30件都行！”然后，小路易就在大家将信将疑的目光下完成了这个任务，并最终成功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皮具店。由于小路易天资聪颖，不久，他就成为法国王室的侍从，为王室贵族制造箱包和旅行用品，这也就是全球奢侈品第一品牌LV的由来。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一项努力是白费的。只要努力，总会起作用，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讲品质、讲诚信，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品质在世界各地都能得到成功。

为什么很多像路易•威登这样没有什么文化的企业创始人能取得成功呢？我们发现，这些创业者虽然不懂得什么企业管理的大道理，但他们的经营理念是朴实而明确的，对人好，对客户好，对员工好，依靠这种精神也能将企业做好。我认识的一个企业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对客户与员工都是推己及人、讲究诚信，事业做得也很大。

褚时健是个孤儿，放猪娃出身。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参军从部队转业到云南玉溪市罐头食品厂当厂长，3年时间就把濒临倒闭的工厂做得有声有色。玉溪市委市政府随后又把他调往玉溪卷烟厂，当时的卷烟厂除了一个“红梅”的品牌一无所有。褚时健也是从质量着手，与当地烟农签订1000亩烟草种植协议，解决了原料品质问题。他又狠抓生产工艺，利用原有“红梅”品牌价值行销全国，到了“红塔山”品牌一炮打响，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品牌之一。1994年，玉溪卷烟厂的利税总额达到194亿，褚时健没有学过MBA、EMBA之类的管理理念，但他为社会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贡献，靠的就是质量、诚信、品牌三大理念。他后来出事，主要是没有管好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很可惜。

对于一个企业的员工来说，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工作、生活的接轨呢？我认为要靠忠孝观念：对企业要“忠”，对父母要“孝”。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我想，对父母不孝顺的人也不会忠于企业。林则徐说过“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所谓忠，就是要与企业同甘苦共患难。

记者：以我近几年的观察，国内很多企业陆陆续续引进了国外很多的管理手段和概念，但真正贯彻下去的并不多，效果并不好。

张培合：评价西方的管理手段，我认为要分开来看，有关质量管理的一套手段是可取的，但他“管人”的一套思维和方法实在是败笔。西安杨森是外资企业，但还是要靠中国人来管理，因为它雇用的是中国员工、开设在中国，所以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文化氛围和传统。

从企业层面来讲，长沙远大是世界一流的直燃机生产企业，它多年以来奉行的是“三不”政策：不合资、不上市、不贷款。这“三不”政策让远大在市场上显得特立独行，但它依然能够控制中国的直燃机市场，为什么？在中国最北的漠河，最南的三亚，最东的丹东、最西的喀什，都有远大中央空调，这种空调产品能实时向远大总部上传运行数据，远大随时都能掌握产品的最新状况，以便做出最快的反应。所以，远大把这种优秀的“终端文化”做到了世界级水平。同样的，远大也重视人的需求和人的管理，它解决了员工衣食住行的切身问题，员工为什么不好好干？不光是远大，很多湖南企业也具有相当的活力，比如三一重工、猎豹汽车、常德卷烟厂，这些企业也都是以人为本、诚信为本、品质为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川渝一些企业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治理企业的信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展就是硬道理”也能将企业带上发展的快车道。所以，不要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理念视而不见，反而去盲目崇洋，教条和机械地引用一些国外的管理方法。

郑和下西洋，最大规模的一次船队共有船员达27800人，耗时三年，要应对大海里的风暴和危机、两万多人的生存问题，没有优秀的管理手段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明帝国修建紫禁城，用到的石料重达上百吨，如何从山区运送，如何规划定位，如何加工修建，都需要高超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光辉历史，却从来不掠夺和屠杀其他弱势民族，我们的博物馆都是本国的文物，而西方国家呢？西夏享国400多年，比两宋加起来还长，为什么连文字、文物都失传了？为什么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在日本？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列强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的，有什么文明可言？为什么要崇洋媚外？

我国从秦朝开创大一统格局以来，大汉帝国、大唐盛世直到清代的康乾盛世，都是宣扬各民族的大团结，北京、承德的外八庙就是清代八个少数民族的办事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功都离不开传统文化。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三散其财，但每次他散尽家财之后，总是能东山再起将事业做大。范蠡的成功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优秀才干，也说明了古代中国的商业水平已经达到一个相当发达的地步。齐国利用盐铁专卖制度开创了古代关税的雏形，而且还设立了吸引外商的优惠政策，比如其他诸侯国的商人到齐国投资超过一定数额的话，齐国政府就给予土地划拨、营造房产、经营特许等优惠政策。其实在西周，中国人就首创了质量管理标准，其文字碑刻——《冬官考工记》至今仍保存于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成为质量管理体系的鼻祖。在汉唐，中国人依靠骆驼马队，振兴了丝绸之路，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运送到地中海，而且也到达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伊拉克的巴格达。甚至到了欧洲由于贸易量巨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关就是我国的敦煌。唐代的中国开放程度非常高，当时的外国人以在中国当官为荣、以在中国留学为荣，中国文化也以此传播到了东亚及东南亚一带国家，今天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华文化继承和吸收，乃至对中华文化崇拜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而唐代的文化包容性也很高，唐之前，古印度传来的佛教还属于舶来文化，而经过唐代289年的传播和发展之后，佛家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脉络之中。

反观西方文化，讲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靠的就是掠夺式发展。而中华文化讲究的是人情味、和谐发展。很多中国人崇洋媚外，但国外一直以来是歧视中国人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社会地位还没有黑人和印巴人高。为什么？因为你丢掉、背叛了祖宗的文化遗产，人家当然看不起你。但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却风靡全世界，众多世界知名企业也积极在企业文化中融入儒释道的思想。

有了优秀文化的传承，人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比如我国的藏族和生活在云南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人民，愿意待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很多人在海拔3600米以上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他们反而不愿意迁居到条件更为舒适的城镇中。他们愚昧吗？我看不是，东巴文字是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纳西族能将其保留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财产。而我们城市人，住着大房子、开着名车，但生活并不幸福。连城市中的小孩子都知道说不幸福，为什么？中小学生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整天见不到太阳，每天天不亮赶车上学，上完晚自习天很黑才能回家，眼睛都近视了。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我们改革过程中的败笔，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腐蚀了本应是塑造社会灵魂的工程师和救死扶伤的天使，托关系、送红包的现象比比皆是。病人一进医院，医生先问你带了多少钱。大学扩招、各类公办民办的学校如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教学水平下降了，学生吃了这么多苦考上大学，但毕业就是失业。上海公共厕所招聘管理员，几千大学生去应聘。济南招聘5个掏粪工，391个大学生报名，其中竟然还有一个硕士研究生！结果5个大学生当起了掏粪工。管理厕所、掏大粪难道也需要大学文凭吗？这是教育的耻辱，也是国家的耻辱。加上现在城市中的房价居高不下，西安一家两代人的劳动在杭州换不来一套50平米的房子，这三座大山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

相比纳西族山民那种物质相对贫乏，但精神富足的生活方式，我们能简单地说人家生活质量不如我们吗？

记者：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城市聚集的人口太多了。

张培合：是这样，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在国家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都想涌进城市，大量的农田被荒废，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今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农村家庭都是人去楼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们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出现了问题，让人无法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社会风气使然，让人们都追求暴富，有些人为了发财甚至不择手段。崇尚狼文化就是例证。追求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住别墅、开跑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目前，我国犯罪率直线上升，而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要信仰什么、崇敬什么，笑贫不笑娼，潜规则败坏了社会规范，道德标准失去了底线，许多人甚至连父母也不愿赡养。我走过许多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传统价值观完全被颠覆的国家很少见。

我们用压榨底层劳动者的手段向国外倾销廉价产品，而美国这样的国家就以透支的手段拿走我们通过牺牲财富和耗竭资源所取得的劳动成果。GDP考核很不科学，因为它只和投资、生产、出口挂钩，它不体现投资的效率。曾经有个案例，某地投资建一座桥花了1500万，竣工后发现是危桥；拆桥花了1500万；重新建桥又花了1500万。好了，当年GDP增加4500万，但其中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损失用什么来衡量？所以我说，这是带血的GDP。我们依靠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已经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矿产都快挖完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内奸和买办泄露国家秘密，协助国外财团控制铁矿石市场，让中国损失惨重。

我们缺乏的是信仰，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好几个时期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现在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央已经提出要打造中华民族文化的软实力。现在，我国的国学乃至传统文化都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和推崇，这是我们所乐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传统文化给我们现代社会重要精神财富，传统价值观体系能帮助我们构造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和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只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什么时候行动都不晚，尽管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但最终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共同进步，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需要声明的一点是：厚古薄今和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是最好的。 （文/王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