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很多终日离不开电脑的“网虫”殊难想象，这条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曾历经了怎样的颠簸。

　　作为中国接入互联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一路的坎坷：“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是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

　　第一封邮件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87年9月20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研究员格德·威克终于收到了一封用英德双语写就的电子邮件。

　　邮件的内容很简单，打印出来还不足半页纸。邮件上用骄傲的口吻清清楚楚地写着：“This is the first ELECTRONIC MAIL supposed to be sent from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networks”(这是第一封中国用国际科技网络发送的电子邮件)。落款处是长长的13个名字。

　　格德·威克的目光只在这封邮件上停留了一瞬。因为邮件上的这几句话，他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了。为了这封信，他整整熬了7个昼夜，而万水千山之外他的中国合作者们为了这一刻，已经忙碌了两三年。

　　那还是在1985年，中国机械电子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运丰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

　　当时，学术界在中国建立国际互联网信道的需求日益迫切：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经过多年钻研，形成了一项科研成果。研究人员按照以往惯例，将科研成果写成论文预印件，分寄给全球几大学术认定机构和权威学术杂志。巧的是，以色列在十几天后也形成了同样的科研成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论文后发却先至。最终，这项成果被认定归于以色列所有，中方科研人员吃了个哑巴亏。王运丰等学者则由此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意义，中科院、机电部等几个单位纷纷开始筹措建设互联网。

　　彼时，互联网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方兴未艾。互联网的创始人是美国军方，最初主要用于军事研究目的。上世纪80年代起，互联网逐渐分化成军用、民用两部分网络，同时开启了局域网和广域网的时代。

　　对于打开国门看世界没几年的中国科研人员而言，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陌生而新奇。王运丰深知，凭一己之力办不成这件事，他需要一个合作者、一个领路人。他想起了上一年结识的一位学者——维纳·措恩。

　　措恩是德国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教授。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大名鼎鼎的德国“互联网之父”，联邦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便出自他手。王运丰和措恩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聊过不少在中国推广计算机网络的问题。

　　听了王运丰的想法，措恩非常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筹建中德之间的计算机网络连接，并商定中方合作单位为机电部下属的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只是，项目既无官方背景，又缺民间赞助，一开始就遇上个大问题：经费无着。王运丰和措恩只能从其它科研项目中“挪用”出一点钱来，维持运转。项目时断时续，着实愁坏了两国的参与者。

　　措恩教授决定凭私人关系找找门路。

　　1985年11月，他提笔给当时联邦德国巴登-弗腾堡州州长罗塔·施贝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言辞恳切地介绍了中德计算机网络连接的深远意义。

　　也许是被措恩诚恳的措辞所打动，也许是对网联中国这一事件本身充满了兴趣与好奇，罗塔·施贝特州长为措恩提供了一项特批专款：15万马克(当时折合人民币28.7万元)的一次性投资和每年1.5万马克的维护费用。

　　这个项目终于得以大踏步地进行。

　　1987年夏天，措恩把大半个研究小组都搬到北京来，与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小组开始编写电脑上的网络协议。这是建立网络联接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在此之前，项目其实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中方已经成功地从北京登录到德方的主机上，并可以把德方电子信箱中的邮件在北京打印出来。

　　其间，更有其他中国科技人员已经尝试着“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1986年8月25日，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叫吴为民的研究员登录了西欧核子研究中心的电脑，并发送了邮件。学术界当时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已经诞生了。

　　只不过，吴为民的电子邮件只是以远程登录的方式，操控千里之外的电脑而发送的，从专业角度上讲，并没有形成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协议。因为中方并没有自己的邮件服务器，不能进行存储、转发等基本邮件服务，邮件的IP地址也显示是国外的电脑。

　　中国还需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这便是王运丰和措恩等人正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1987年9月4日到9月14日，整整11天时间，两个相隔7个时区的科技队伍终于完成了对主机操作系统的修改，解决了中德之间邮件交换的一切软件问题。

　　9月14日开始，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就一直在和身处北京的米歇尔·芬肯不停地电话联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措恩教授的助理。

　　这一天，米歇尔·芬肯看着王运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出了那封电子邮件，网络两端的11名技术人员翘首以盼。

　　没想到，邮件却迟迟发送不过去。

　　几经排查，人们发现，在一个小协议中存在一处微小的程序漏洞，导致了邮件的发送被延迟，而两国信号间的传输不稳定又加剧了这个漏洞。

　　为修改这处小小的瑕疵，研究组重新编写了一组程序。7天后，这封邮件终于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必须接入Internet骨干网

　　“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句自豪的宣言，随即由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服务器发送到世界各地的近万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

　　随后不久，美国方面正式认可中国接入计算机网络。

　　不过，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电邮信道，利用率却不高。当时，每收发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超过了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而维护这条基本线路，中德双方每月都要支付近5000美元的租用费，这远非当时清贫的中国科技界所能承受。

　　而且，发送时还容易控制，但接收时，需要先由中方发起一次呼叫，才能收到信号。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把数据取回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担心错过重要信息；等到把数据取回来，常常发现根本没用，很多钱就这样白花了。

　　昂贵的费用其实是在转发中产生的。人们也许不明白，既然已经入网，为何还有转发一说？

　   原来，王运丰等人连接的网络并非Internet骨干网。“跨越长城”邮件发送时，所基于的是CSNET和BITNET两张网络。这两张网络虽然隶属于 Internet的有关组织，正式接入其中也需要美国方面认可，但两者却是独立运行的。这样一来，中国发送给世界各地的邮件首先要发向德国，再通过德国服务器进行转发，接收邮件的过程也是一样麻烦。而租用信道的费用非常高，每1K流量的费用超过6元钱。那些接入Internet骨干网的国家，收发邮件的费用每1K只有几厘钱。

　　从这时起，接入Internet骨干网，便成了中国科技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

　　此时世界范围内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

　　已使中国学者深深意识到，与世界联网刻不容缓。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呼声，在中国科学界越来越清晰，尤以站在技术尖端的计算所最为心急。

　　据时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的钱华林回忆，在1991年前后，计算所每年能收到3000多份科研成果预印件。而有了互联网以后，国外科研机构就直接把科研成果放在网上，不会再寄预印件了。等国内科研人员看到时，都已经是在杂志上刊出的，发表了半年多的陈旧论文。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互联网基础，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在着手部署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域网。

　　钱华林记得，中国首个大范围局域网项目启动是在1990年4月，参与单位三家：中科院、清华和北大。项目经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420万美元；一部分是国家计委配套下拨的经费，420万人民币。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关村地区用光缆连接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内部运行的互联网络，让科学家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可以使用超级计算机。项目负责人是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当年40岁出头的钱华林负责其中的一些技术工作。

　　这是中国发展网络的一个绝好的试水机会。

　　在国内部署这么大范围的网络还是第一次。那是一段夜以继日的岁月，所有人都像钟表的时针般不停地忙碌。“有时候我早晨4点钟就会到办公室来。”钱华林说，“有时候，是早晨4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虽说经费不成问题，但很多壁垒却是绕不过去的。建网需要路由器，而所有先进的网络设备都对我国实行禁运。于是钱华林带领研究生开始自己研发支持10兆以太网的RIP协议路由器。直到现在，中科院计算所的网上还留有自己研制的路由器。

　　1992年，30多台路由器支持的局域网搭建完成，次年年初实现互联。这项联通了中科院和清华、北大的局域网被命名为“中关村示范网”，而科研人员亲切地称它为“三角网”。

　　这个“三角网”，实际上便是中国互联网的雏形。在发展初期，钱华林带着一个“联合设计组”工作了大半年，形成了一个只有4页纸的报告，提出了网络设计的几个原则：以TCP／IP协议为主；必须用光缆；速度不能低于10兆……现在，人们回头再看这个报告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当时，报告所体现的设计思想已经非常先进，而且暗合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关键在于，根据这一报告搭建的“三角网”，也为中国下一步接入国际互联网骨干网奠定了基础。

　　第77个成员

　　1990年开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几次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商谈，却

　　在那里屡屡碰壁。胡启恒的目的只有一个：谋求中国接入Internet骨干网，而后者正是Internet核心骨干网的控制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原本曾对中国入网之事提供过很大的帮助。1987年11月8日，正是该基金会的主任斯特芬·沃尔夫将一封批准信件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转交给了中方代表杨楚泉，并表达了对中国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的欢迎。

　　若是没有这封批准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随时可以要求其下属组织CSNET与BITNET中断对中国的邮件转发服务和与国际计算机网络的连接。在措恩教授当时看来，这封批准信打开了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的“一扇大门”。时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参与了互联网接入中国全程的钱华林则认为，这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国际互联网的门槛”。

　　但是，当中国真的想登堂入室、两只脚全跨进去的时候，美国人又不乐意了。原因倒也不难理解，Internet骨干网最早是由美国国防部的网络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网络合并而来，当时尚未完全摆脱原始的军方背景，骨干网上面有很多美国政府部门，也包括一些军方组织。所以美国方面顾虑很多，政策上不允许中国连接进去。

　　就在胡启恒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断交涉的同时，众多中国科研人员也在为此事四处奔波。

　　据钱华林回忆，他当时经常穿梭于各种国际互联网会议，呼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中国连接互联网。在这些会议上，钱华林反复阐述中国需要互联网、互联网也需要中国的原因。“中国进入互联网，不是为了偷美国的技术，而是为了科学研究。”钱华林说，“平等共享，这也正是Internet的意义所在。”

　　钱华林的执着和热忱打动了多国科学家，很多人都给予了他超越国界的帮助。据钱华林回忆，1993年Internet年会在旧金山召开，会后有个国际网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专门讨论关于中国加入Internet骨干网的议题。让钱华林感动的是，美国某大学的一个系主任本来可以不参加这次年会，但他专门赶到旧金山，陪了钱华林三天，逐一地找一些资深专家和管理官员做说服工作。这些热情的帮助，使得基金会原本紧闭的大门逐渐露出了一线曙光。

　　1993年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信了，同意中国接入Internet骨干网。当时NSF负责互联网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沃夫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静静地打开闸门，等待中国接入互联网。”

　　然而，障碍层出不穷。这一次则来自国内方面。

　　根据当时的电信法规，国际专线只能是哪个单位申请了就哪个单位专用，不能跟别人共享。如果共享，就有转卖线路之嫌。每增加一个新用户进来，就要向开通专线的单位多收40%的费用。

　　对于最大优点就在于互联共享的Internet而言，如果不能开通多信道服务或者不能降低收费价格，接入国际互联网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如果这道难关迈不过去，以前的辛苦努力不能说全部作废，但至少也失去了十之八九。钱华林他们为此天天往邮电部跑。

　　胡启恒回忆说，那时候，钱华林等科研人员掰开揉碎地给邮电部有关官员讲互联网的优点：比如互联网的特点便是资源共享，比如Internet不是商业网络，并不盈利……

　　1994年的大年三十，邮电部相关处室的负责人谁都没走，主管副部长朱高峰带着他们开了一个全面协调会，最后的结果是：不额外多收钱，而且要抓紧开通。

　　得到了国家授权，也做好了技术准备，就只差一个重新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接入的有利契机。

　　1994年4月初，胡启恒跟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去美国参加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在开会间隙，他们找到了基金会主席莱恩与斯蒂芬·沃夫，正式敲定了这件事。

　　1994年4月20日，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77个国家。

　　中国正式加入了互联网国际大家庭。

　　“.CN”域名回到祖国

　　这时，互联网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少数人的游戏”。

　　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方面。基于DOS系统的微机操作是很多人跨越不了的技术门槛。更难的是，由于没有国际解析域名，大量信息都要通过IP地址收发，更加深了人们使用网络的不便。当时，“触网”最早的钱华林可以说是同事们的“百科辞典”，他脑子里装着一大堆的IP地址。如果谁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钱华林就背出一串最适宜的IP地址，供其查询。钱华林由此想到了去互联网上注册域名。

　　所谓域名，就像是互联网上的“门牌号码”。用符号化的域名与特定的IP地址一一对应，又像是给难于记忆的IP地址穿上了易于辨识的“衣服”。记忆容易了，访问网上资源自然而言也就容易多了。钱华林知道，“.CN”正是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简称InterNIC)指定分配给中国的国家顶级域名，但需要一个符合条件的中国机构进行正式申请。(下转第12版)

　　中国上网

　　(上接第9版)

　　1990年12月，钱华林借着在美国开会的机会，想注册“.CN”这个域名，结果发现这个域名竟然在1990年10月就已经被注册完毕了，而注册人是一个叫T.B.Qian的人。

　　钱华林吃了一惊。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回国后赶紧一查，钱华林发现，这个注册者其实是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教授钱天白。

　　而协助钱天白注册“.CN”这个顶级域名的，还是德国的措恩教授。

　　1990年10月19日，措恩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出了申请“.CN”的预约，询问这个域名是否有空缺，并在10月24日将这个预约通知了钱天白。

　　当时，域名这个概念即使对于专业从事网络技术的钱天白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为此，钱天白在11月3日专门向措恩写信咨询了很多相关的具体问题，比如“什么是域名服务器？”“为什么要设两个域名服务器？”等等。

　　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申请了“.CN”顶级域名，承接这一域名的，是被简称为CANET的国内科研网。

　　措恩在“管理联系”一目中填上了钱天白的名字，而在“技术联系”一目中填上了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系。12月2日，等待批准中的措恩把申请信和相关附件转发给了钱天白。

　　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同事阿诺·尼泊转发的通知，“.CN”域名申请得到了批准。同一批通过申请获得顶级域名国家和组织有4个：

　　.CN 中国

　　.EG 埃及

　　.HU 匈牙利(科学院)

　　.ZA UNINET项目组

　　从注册之时起，“.CN”域名初级服务器就一直由卡尔斯鲁厄大学运行着，直到中国直接接入了国际互联网后，卡尔斯鲁厄大学和中科院联合向InterNIC说明了情况，将域名服务器挪回了中国。

　　1994年5月2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CN”服务器的设置。由中科院网络中心负责“.CN”顶级域名的注册和维护工作。当时，钱华林担任“.CN”域名的技术联络官，钱天白任行政联络官。

　　从此，Internet逐渐开始在学界发挥作用，越来越多最新的科研成果都通过它进行传送。

　　民用启程

　　真正让Internet在中国公众中开始小有名气的，是一次由几名大学生发起的全球求援。

　　1995年3月初，清华大学92级女生朱令突患疑症，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却始终没有查出病因。

　　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和几个同学一起将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朱令病症的报道译成英文，通过Internet向全球发信，邀请多国医学专家远程会诊。

　　信件发出仅3小时，回信就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两天之内，世界各地陆续回信1500多封，30%的信认为是“铊”中毒，这为抢救赢得了时间。

　　这个故事影响深远，它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互联网的认识。而此前，“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倾向于认为，那(互联网)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引自《中国的新革命》 凌志军著)

　　其实，“朱令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有个别先知先觉者认识到了互联网的价值，并开始着手在民间推广。

　　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美国一经出现，留美学生田溯宁便感到了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战略意义。这一年，他与丁健在美国成立了亚信公司。最初的计划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中国企业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介绍给美国，同时将美国经济及美国企业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但是，他们的计划迟迟未能实现。1993年，全国只有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机房里有一条电话线能通向互联网，还经常要辗转几个小时才能连上。亚信的豪情壮志无从施展。

　　与他们同样敏锐的人还有一个，马云。这个杭州英语教师1995年以翻译的身份到美国帮朋友落实一笔投资。最终，这笔投资没有达成，马云却被热情的前同事比尔领去西雅图参观了一个互联网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各行各业的企业制作商业推广信息，放在网上。

　　马云尝试着在网上搜索中国企业的信息，结果一无所获，这反倒让他觉得，自己发现了莫大的商机。

　　1995年4月，马云注册的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成立。这家只有三名员工的小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涉足互联网的商业公司，经营一家名叫“中国黄页”的网站。

　　马云带着业务员，不厌其烦地向一个个客户描述互联网的神奇，然后向他们要资料，通过EMS寄到美国，将页面做好，打印出来，再快递寄回杭州。马云将网页的打印稿拿给客户看，并向他们描绘了一幅瑰丽的图景：这些信息将在网上被全球几十个国家搜索到，这将为开展国际业务提供极大的便利。

　　马云的努力逐渐有了起色。虽然他制作的企业信息非常简单，但在1995年，互联网上的中国网站极少，所以依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杭州望湖宾馆是当时惟一能在网上查到的中国宾馆，适逢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许多世界妇女代表到杭州后都专程去看望湖宾馆。而钱江律师事务所上线之后，因为留的是一个律

　　师的家庭电话，这位律师总是在半夜三更接到国外打来的长途电话。

　　而丁健和田溯宁后来选择了一条与马云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政府密切合作。

　　1995年3月，亚信加入到国家科委的互联网宣传计划中，为中国人讲解什么叫“IP”，什么叫“互联网”。这让他们得到了国企的信任。

　　1995年到1996年初，被认为是世界互联网的起点，“网景”和“雅虎”先后上市，互联网的民用前景一片光明。为此，中国电信开始行动。他们向美国Sprint公司租来一条64K的线路，打算在北京和上海建设两个试验网络。

　　当时，在中国电信的视野里，只有亚信公司这一家企业。就这样，亚信拿到了在国内的第一个订单，价值几十万美元。

　　亚信要做的，是从美国买回全套的网络设备，用一条光纤把北京和上海连接起来，再与美国连通。然后，在上面开通第一个建立在互联网上的中文环境。为此，他们为中国申请了第一批互联网IP地址，以吉利的“168”开头。

　　随后，中国筹建网络设备的大幕拉开。在完成这次实验性连接后，中国电信开始筹办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教委也开始着手立项筹备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再加上1996年9月开通的金桥网，和由“三角网”发展壮大而来的中国科技网，构成了我国最早的四大网络。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亚信急切需要人手，可是在全中国也找不出几个懂互联网的人。中关村当时流传的笑话是，“只要能拼写出Internet，就可以到亚信上班，拿高薪”。

　    启蒙者瀛海威

　　1996年5月，上海诞生第一家网吧——威盖特，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放了近千张会员卡。11月19日，“实华开”网络咖啡屋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西门外开张。“泡网吧”很快便成了年轻人时髦的休闲活动。

　　网络开始走近人们身边。

　　不过，这时上网的人也不多。1996年1月，中国电信的ChinaNet在北京的拨号端口只能支持2000个用户，但当时全北京也凑不够这么多个用户，上网很少占线。

　　总会有一股力量，真正支撑互联网步入千家万户，而最终起到这个作用的，是一个32岁东北女人组建的公司——瀛海威。

　　199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白颐路路口竖起了一面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前方向北1500米，正是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

　　张树新为瀛海威打出的广告，其口气之大、胆色之壮，一夜之间便令瀛海威蜚声在外。从这天起，这块大广告牌成为很多人对早期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经典记忆。

　　事实上，瀛海威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英语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的音译。

　　张树新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接入商(ISP)。1995年初，当她到邮电部去申请开办信息服务业务时，接待她的官员们完全听不懂她要做什么。其实，当时的张树新自己也不知道互联网公司应当做什么。“缺什么，做什么。”她回答说。

　　而对当时中国互联网来说，什么都缺。这使得瀛海威变成了一家“什么都做”的公司。

　　1995年9月30日，在一台486 90MHz电脑上，瀛海威第一台网络服务器开始运行。公司向中国电信租来网络信道，再分租给注册用户，提供上网接入服务。这基本上是“美国在线”早期模式的翻版。

　　这时，张树新才发现，绝大多数国人对互联网的认知还是一片空白。作为市场先行者，她不得不担负起领跑者的教育责任。

　　“当时，每天都发现自己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非常愉快。”时任瀛海威信息部总监王玉梅说，“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就是为了让这行业活下来。”

　　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张树新很快让瀛海威成了网络知识的启蒙者——她在魏公村开办了中国首家民营网络科教馆，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学习网络知识；她在各大新闻媒体开设专栏，在普及网络知识、传播网络文化的同时一遍遍告诉公众：信息产业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机会；她组织员工在全国8个城市的高校巡讲，向莘莘学子开启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大门；她向中国科技馆无偿提供宣教网络知识的展区，又同北京图书馆合作，在瀛海威时空上免费提供北图书目查询……

　　时任瀛海威公关总监江雪海至今仍记得，在西安交大向学生演示互联网时，等把电脑调试好，从屏幕上蹦出一个对话框时，全场几百名学生轰的一声沸腾起来。课后，一个由此学会了上网的学生给他发电子邮件说：“那一刻，我才知道，等着连接网络时嘶哑的嗞嗞声，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就在1996年年初，一个叫ROSE的女孩在瀛海威的BBS上留下了一封信和一束红玫瑰，她得了血癌——网络将这件事传到四面八方，又将各种温暖的祝福聚集起来，而瀛海威，便是承载这一切的虚拟平台——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网络事件，远比后来的许多网事生动和感人。

　　瀛海威的拓荒经历，使得它比后来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行业责任，比如在与主管部门方面做出不少沟通，导致一些关键政策的陆续出台。

　　1997 年，因为中国网民数量的飞速增长，高昂的上网费用成了制约互联网发展的瓶颈。几个网络接入商联合起来提出交涉，一直推动到国家计委，这直接导致了1997 年底的网费大降价。当时，国家计委的价格调查组专门在瀛海威待了一个月，调查所有的运营细节，核定成本。“不能说如果没有瀛海威就没有中国电信此后大规模的建设与降价，但至少会晚一些。”王玉梅说。

　　随着网费的下降，被俗称“猫”的调制解调器(MODEM)逐渐畅销，嘶哑的电话拨号声，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享受到了网络的魅力。

　　从那时开始，中国互联网才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1996年底，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有15万。而在1997年春天，瀛海威全国8个城市的节点同时开通，用户最高峰时

　　接近4万人。

　　大幕彻底拉开

　　1997年年底，随着全国范围内上网价格的大调整，瀛海威高歌猛进的脚步一下子变得蹒跚了起来。当年6月，国家邮电部门投资70个亿启动169全国多媒体通信网，上网价格大幅压低。国人的上网费用，从动辄每月数千元，一下就降到几百甚至几十元。

　　短短三个月，凭借拨号接入服务赢利的瀛海威就受到巨大打击。1997年9月，瀛海威的月收入下跌到30余万元。张树新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真实寒冷。在这年圣诞节当天，她在日记上写下了一段颇为感慨的文字：

　　“……深夜，我们刚从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雾弥漫，所有的车子都在减速慢行。前车的尾灯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后车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车拐弯，我们的车走在了最前面。视野里一片迷茫，我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后面是一列随行的车队。”

　　真实的情景，则像是这篇日记的后续——原本跟随在瀛海威身后的网络公司们，逐渐得到了资本的支持，开始超车了。

　　1996年，程序员王志东决定把自己的四通利方公司往互联网转型。当时尚在法国留学的汪延给王志东写信说：“看来世界的确被Internet缩小了，或是你我有缘，这是个崭新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

　　一个星期以后，1996年4月26日，汪延和他的新驿多媒体小组正式加盟四通利方公司，开始四通利方“srsnet”网站建设。6月，新浪网的前身利方在线开通。

　　1998年，四通利方更名新浪。新浪的融资路曾跌跌撞撞，因为王志东无法向投资顾问描述互联网的赢利前景，最后，互联网业务没有写入融资报告。

　　和王志东相比，张朝阳显然更受美国媒体的青睐。《时代》周刊把他评为“50位全球数字英雄”之一，他拿到了中国互联网界的第一笔风险投资。

　　1996年夏天，回到北京已有两年的张朝阳决定自己创业。他回到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去游说自己的导师爱德华·罗伯特教授，以及《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罗庞帝，这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任同时也是一位投资家。

　　22.5万美元，中国第一批风险投资就这样来了。1998年2月25日，“搜狐”诞生。广告打的是：“出门靠地图，上网找搜狐”。

　　丁磊的传奇，则从国内第一个免费电子邮箱系统、著名的163电子邮局(163.net)起步。1997年5月，他创办了网易公司。

　　这三家门户网站，全数在2000年登陆纳斯达克股市，也创下了一代互联网人的财富梦想。随后的故事逐渐被更多国人所熟知。多如牛毛的小网站风生水起，有的继续壮大，有的被合并，也有的黯然关张……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以先行者姿态出现的瀛海威，还有此后涌现的三大门户网站，它们随着国外互联网泡沫的壮大和破灭而跌宕起伏，不仅构成了中国的第一次互联网商业高峰，更时刻与世界最新的互联网发展脚步形影不离。几乎同步的发展速度，填平了中国面向世界的信息鸿沟。

　　回溯近三十年的发展，有网络与没网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对于中国人来说，互联网最大的意义，在于真正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沟通和表达平台。

　　今年，距离中国全线接入互联网，正好是15个年头。

　　3.38亿网民、3.2亿宽带网民、1296万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这三项稳居全球第一的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国际互联网大国。

　　5400多个日夜，沧海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