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打工人有一个最大底气：大不了辞职开滴滴去！
这句话并非完全是调侃。中国网约车市场的崛起，吸收了大量社会就业。滴滴的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3月-2021年3月，滴滴在中国拥有1300万名年活跃司机，而2022年3月-2023年3月，这个数字变成了1900万，短短两年时间增长了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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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30日，全国共有309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540.6万本。
而在2022年10月31日，这两个数字还分别为207家、254.5万本。不到3年的时间，分别增加了49.2%和112.4%。但令打工者逐渐笑不出来的是，网约车司机的暴增绝非好事。数据显示：网约车日均接单量则从2020年的23.3单/车到如今的不足11单/车。
这意味着，市场总体的盘子几乎没有变化，只不过是更多的人挤进了这个“就业收容所”，导致了司机们的人均收入大降。
其实，遭遇这样尴尬的不仅仅是网约车，同为打工人三大退路另外两个职业：快递员和外卖员，同样面临着人员增加，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减缓的难题。
打工人的退路越来越窄，出路又在哪里呢？
劳动力大迁徙
“就业无底洞”也被装满了。
打工一词最早出现于香港。而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全面兴起，则与中国劳动力两次历史性的大迁徙密切相关。
第一次劳动力大迁徙的节点是199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并且在此后三十多年内持续走低。这标志着，农业劳动力的不断迁移。
这个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建筑业飞速发展，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并且以低廉的人力成本让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号享誉全球。
不过这当中隐忧也有不少。首先低廉的工资是中国制造的一种优势，但同时也是持续吸引劳动力的劣势；其次是长期枯燥无味的流水线作业，带来了反人性的工作体验，这在“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事件中达到了极端。
低端制造业的工作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或许还能接受，但对于80和90后来说，这样的工作吸引力实在太低。
于是新的历史节点到来，劳动力的第二次迁徙就顺理成章。
第二个历史节点出现在2013年。在这一年，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量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随后两年，中国就业人员总量、一二产业人员数量全数下降，只有第三产业就业逆势上扬，成为就业市场最有活力的盘子。
那一年，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正式放开私人专车运营，并撒下巨额补贴。而之后入局的Uber、嘀嗒拼车、神州专车等等都意图用补贴获得市场主导权。补贴的诱惑让许多私家车主入局，同时也诞生了人数众多的专职网约车司机群体；
那一年，美团在你死我活的“百团大战”中胜出之后，开始推出外卖服务，外卖小哥登上历史舞台；
那一年，电商蓬勃发展的加持下，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91.9亿件，同比增长61.6%，成为有统计数据以来快递业务量的最高增速，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快递的辉煌时代。
2023年3月26日报道，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
20%以上的人数占比令人不禁感叹：互联网带来的新兴业态如同就业市场中新开辟的蓄水池，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其他领域的水源进入。
由于池子太大，一度让人以为这会是一个“就业无底洞”。直到2022年，我们才发觉，这个池子也要装满了。
蓄水池已满
互联网经济的规模见顶了。
从理论上来说，互联网平台经济是无限大的，可以容纳海量的劳动力进入。
但很显然，中国互联网筑起来的这个经济大池子，从2022年开始“见底”了，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人口数量、网民数量的见顶：
中国人口已经到达顶峰值。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了几十年来的负增长。而且短期人口回升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网民数量基本达到极限。2023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
考虑到中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1.8%，实际上网民的增量空间已趋近于无。
另外，消费能力的下降也在影响着互联网经济的规模。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0.2%。其中，消费主力军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名义增长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7%。
消费人数见顶，消费水平下降。影响市场增量的两大因素双双疲软，让互联网经济的相关就业只能踩下刹车。
时代的尘埃，最终还是像山一样落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3年5月16日起，长沙市暂停受理网约车运输证新增业务。而在这之前，东莞、三亚、温州、济南、遂宁等多地已相继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即便是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今年1~3月，无论是日均订单量还是日均营收，都在逐月递减。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记者采访北上广深多位外卖骑手，较为一致的反馈是年后“人多单少”。这些全天工作的外卖骑手，现在普遍一天只有二三十单，而他们此前多的能接到五六十单。
高度依靠电商消费的快递小哥的日子也不好过。2022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遭遇了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低增速，均不足3%。从而导致2022年人均快递使用量和快递支出几乎在原地踏步的状态。
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所谓的“就业退路”实际上已经断了，眼前的工作更显珍贵。
第三次迁徙是否会来？
所有方向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技能升级。
中国劳动力的前两次迁徙已经过去，那么第三次迁徙或许将会到来。笔者判断其方向有三。
第一，到农村去。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经历了许多年的下降后，首次出现回升。
这或许是因为2022年的疫情因素影响。不过，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出导致的空心化严重，使中国农业面临人口老龄化、农村耕种人口萎缩带来的重大挑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农业机械化、集约化、智能化生产进程的加快必不可少，而这需要新鲜、年轻劳动力补充进来，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稳定产出。
第二，当工人去。
中国劳动力大量从工厂中流出，促使了我国制造业中工业化、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多工厂，简单机械的流水线作业已经可以被机器人、机械手臂所代替。但技术型工人一时间难以被智能化取代，仍然有很大缺口。
在工业领域，正常的人才结构是1个科学家、10个工程师、100个技能人才。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高达 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5％左右。
第三，服务升级。
纵观网约车、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发展，都是依靠野蛮的价格竞争、补贴甚至倾销而达成的迅速规模化。在粗放式的、份额为先的策略之后，其服务质量的升级是必须。这其中蕴含着一系列更加专业化的、需要被满足的细分市场需求。
总而言之，之所以打工人纷纷涌向快递、外卖、网约车行业，无非就是因为门槛低、上手快，挣得还不少。但是低技能属性岗位，或许在行业发展初期吃到红利，却一定会因为劳动力供应量的迅速增加，而最终被市场赋予与技能相符的价值体现。
要想保持打工人的“岗位自由”，所有方向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技能升级。
就好像第一次劳动力迁徙，是基于义务教育普及，文化水平的提升；第二次的劳动力迁徙，是基于网络使用技术的普及。
整体上看，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各类第三产业岗位的困境，其实是社会经济变迁所产生的副作用。同时，也是倒逼整个劳动力结构继续向上提升的一个动力。
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与时代一起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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