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学制”在国内并非什么新事物，许多学校的“校园开放日”“亲子课堂”等，都带有此类性质。但衢州一中显然走得更远，在形式上，它不是运动式、表演式的作秀，而是化作自身管理秩序、教学结构的有机组成，“家长”作为一支新的力量，在“师”与“生”、“教”与“学”的传统权力格局、角色关系上，起到了补充和再平衡的作用，有时候也可充当“增稠剂”或“缓释剂”，强化或对冲诸多来自教学和生活中的责任与压力。原本周末孤单的学生现在也有了“意外惊喜”，依“山”可靠的欢欣与暖意。

从格局上看，“陪学制”诞生并不是学校主观意志强加的结果，恰恰相反，其来自于微信圈的家长联盟，来自于民间的理性诉求。可以说，正是新媒体时代，放大了家长的声音，并在第一时间将诉求传递到决策者那里。这与下发意见、收集信息、开会听证、取得共识的模式截然不同，信息效率、行政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管理具有广泛的民主特征。学校在惯常思维中发现和考虑不到的问题或需求，换做家长的立场看，分分钟就找到了。也就是说，当教育的民主真正得到激发时，教育的智慧也就被唤醒了。

教育民主的最大特征，除了像杜威说的抱有最广泛的“儿童中心”立场之外，中国古老智慧中提到的“稀言自然”（减少人为的折腾，尊重教育本身规律）更是一种大智慧、大格局。学校意志的“弱化”，学校控制的“软化”，实际上是一种集众智、开言路、行新政的管理出口。小小的一次教育民主化尝试，我们看到的是学校有意成全的善意。学校打开自习室、教室、休息室的大门，接纳家长共同参与（哪怕仅仅是陪伴）管理，看似增加了管理成本与负担，但得到的学情反馈、教情反馈，以及家校信任与教育资源的隐性增值、学习生态的良性循环等，都是民主化带来的可观“红利”。

当然，“陪学制”在具体操作上，也要辩证看待。由于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接受父母坐在邻座，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带来的是缓缓的温情，还是略带尴尬、羞涩的心神不定，往往与具体的家庭文化、亲子关系、教育方式等有关，学校务必需要做好“双方自愿”的基础工作，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得不偿失。（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