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的生态再造过程。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这给未来“三农”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农村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依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有三个要素——品质、成本、效率。也就是说，未来，农村金融体系要符合提升农业生产和农村的品质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这个体系之中将存在着不同的角色，各角色之间有着共生与互相促进的需要，但都要符合上述“高质量发展”的考量标准。

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包括监管部门、政府部门、政策性金融部门、商业金融主体以及新型的数字金融服务主体，这些角色的重新定位与自我创新、完善是农村金融生态再造的重要基础。

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在充分了解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上，应该制定更有利于供给与需求匹配的政策，需要有更多从信贷结构匹配产业发展结构要求出发的政策出台，而不是只看“量”，不看“质”。

政策性金融部门应该承担起推动政策落地的责任。例如，支持农业产业政策的实施、扶贫等，都应是政策性金融的使命与职责；再如，对于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政策，传统商业金融机构可能积极性并不高，可以由政策性金融机构结合财政手段去实施，这样的效率相对较高。

传统商业金融主体和数字金融主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存在融合与共生的需要。传统的银行需要在技术创新和精准服务方面进行优化；数字金融主体则需要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及风控要求，这是因为农村的环境很容易受到不正规金融的侵袭。

简而言之，在一个健康良性的金融生态中，不同角色应各司其职，“管好该管的，做好该做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益于产业及区域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

“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的核心是解决好“多样性”与“精准”的问题，这需要营造农村金融领域充分、有序的竞争氛围，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方式的变革。“多样性”的供给主体和服务方式为农业农村提供“多样性”的选择；“精准”是需要技术和体系支撑的，只有做到“精准”，才可能真正做到从“量”到“质”的飞跃。这一切既需要监管部门的智慧及与时俱进的思路，又需要各服务主体的准确聚焦，做出差异化，才可能有创新。

具体而言，传统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是靠“双腿走出来的”，但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过去靠大量人力去完成的服务，如今需要技术手段的升级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结果，这正是一种从“量”到“质”的转变。以助农取款为例，经过多年的建设，相关设施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但是，随着人们使用习惯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消费和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使用习惯的变化，助农取款终端载体的服务内容及方式面临升级和优化。

“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最终应落脚在“乡村振兴”上。正确理解乡村振兴的内涵是提升相应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关键。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五个方面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也是金融服务的五个指向。提升服务能力首先要充分理解上述五个方面的含义。以“产业兴旺”为例，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传统的农业产业，而是代表着未来的现代化农业，也并不是一味地追求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农生产模式还会存在，这与乡村的不同地域特点和属性有关，因此，产业兴旺的核心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内部及外部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去，并且结合城乡统筹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向着加工业、服务业以“逆袭”的方式完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基于上述对产业兴旺的理解，金融服务就要从“量”的考量到“质”的深化，不能千篇一律地追求供给的规模效应，而是要针对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差异化供给。

再如，“生态宜居”聚焦的是环境问题，围绕环境问题的金融供给就要研究绿色信贷的内涵及标准问题，这不是找几个试点地区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要将绿色经济、绿色行为、绿色金融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绿色经济推动环境改善，环境改善要求人们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行为的改变才可能使得绿色金融持续发展，这一切的关联性都是要从“质”的角度考量与规划。

综上所述，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健全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是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的重要一环。农村金融长期以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将会得到有效改善，这也是解决我国经济供需不匹配、不精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