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肺癌治疗领域，采用的都是无选择性、面向所有患者的试错治疗：医生根据经验给患者用药，一种药无效再换另外一种。一种肺癌的治疗药物，在这个患者身上起效，在另一位患者身上可能没有作用。

吴一龙教授直言，自1982年毕业到2000年，他在肺癌领域工作18年，也在混混沌沌中探索了18年。他目睹了传统“一刀切”的治疗方式给肺癌患者带来的伤害，也深刻地感受到推动肺癌精准治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00年，这一切迎来了转机。他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获悉一种口服新药正在美、日等国临床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呈现了东西方人群差异，他因此留了心。2001年，吴一龙开始为中国晚期肺癌患者争取新药试验，发现使用新药的中国病人临床有效性特点：女性、不抽烟、肺腺癌。具备这些特点的患者，药物有效率达50%，但当时他还不能解释为什么。

直到2004年，美国两个研究小组首先发现非小细胞肺癌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驱动基因。吴一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发现EGFR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特别的驱动基因，EGFR在东亚人群突变率很高，约占所有非小细胞肺癌的30%，而在西方人群则少于10%。2005年，这一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引起业界轰动。

与此同时，靶向治疗也一直在进步，靶向药物陆续问世，吴一龙团队的临床科研一步步转化为成果，通过对EGFR、ALK 等基因突变不断深入研究，让这一类肺癌晚期患者中位生存期延长到39个月。在此期间，团队的3项研究还改变了全世界的肺癌治疗指南，这是中国临床医生对世界范围内抗击肺癌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然而肺癌一直处于不断地演变中，肺癌研究者们与肺癌的交锋也从未停止。目前，吴一龙教授率领下的肺癌研究所团队已经找到10多个潜在的基因突变靶点，覆盖85%以上的肺腺癌驱动基因，为肺癌的精准靶向治疗奠定了基础。

很多晚期肺癌患者来到肺癌研究所，把这里当做最后一线希望。截止目前，吴一龙团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百名晚期肺癌患者，从疾病的魔掌中为他们争取了5年甚至10年以上的生存期。

“我的希望是，再过大概5到10年，治疗肺癌可以像治疗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通过终身服药就能控制，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吴一龙说。

理性与情怀一个都不能少

吴一龙教授始终认为：一位好医生必须兼具人文情怀。

理性与关怀，一个都不能少。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这一直是吴一龙秉持的行医准则。“时时刻刻、永永远远记住生命是脆弱的，需要用心去呵护，我们便能坦然面对一切疑虑的眼神，用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沟通，去化解一切不信任的眼光。一个医生的良心和良知，就是从医的底线。”

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是一项永远不能完美、永远存在遗憾的事业。而尽可能地减少遗憾、尽可能地要求完美、尽可能地完善知识，则是他对自己一贯的要求和不懈追求的目标。

一切源于对生命的敬畏

在率先发现靶向药物“易瑞沙”对东亚人种的特殊有效性之后，吴一龙教授面临了另外一件头疼的事：靶向药物在实际临床应用时具有局限性。以“易瑞沙”为例，一名肺癌患者一个月用药费用需要1.5万元。很多急需诊治的患者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最终贻误了治疗。

为了让这些靶向药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吴一龙教授做了一件看似与自己本职工作无关的事。他与广州市医保局协商了整整两年，终于在2010年，医保局同意将价格不菲的“易瑞沙”和“特罗凯”这两种肺癌靶向药物纳入广州医保，肺癌患者每月只需要承担1000到2000元就能吃上救命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吴一龙教授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真正的大医不是一天多看几个病人，而是要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惠及更多的患者。现在越来越觉得，一辈子，能做一两件对民众有益的事情，就很满足了。”

“有人说，医生是冷血的动物，面对着死亡，居然是冷静、冷峻甚至冷漠。殊不知，和病魔斗智、与死神抗争，恰恰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丝淡定、这样的一份从容、这样的一种泰山崩而心不乱的精神。只有对生命的敬畏，才有医生的一生努力，才能成就一位医者的价值和意义。”吴一龙教授在一段手记中写道。

肺癌帮作为国内首个肺癌垂直社区，打破肺癌精准医疗服务领域空白。在肺癌帮，患者可以找到相似病友，提出关心或疑问的话题，发表抗癌路上的心路历程，同时获取其他病友的日常保健、饮食调理等方面的常识。并通过数据分析，让患者对疾病走向和治疗有真切、精准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