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顶梁柱

“猪没养成，木耳厂也没念成经，我们只好自己去找活路。”一位村民说，大家也都明白，不能什么都要靠国家，自己能做的还得自己干。

11月24日，天色大亮的时候，刘歌令到了县里的水果市场。他挨个摊位询问价格，和摊主讨价还价，在早晨的寒风里，他的脸冻得通红。

批发完水果，他开车去集上贩卖。

刘歌令的父亲五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爷爷八十七岁，母亲今年六十三岁，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十五岁，小的十岁。

“上有老，下有小，我没办法。”刘歌令说。

爷爷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干农活，母亲怕他累着，希望他找个轻松的工作，最后，觉得卖蔬菜水果比较轻松。但是，干起来才知道，没有轻松的工作，去批发市场拉完货，要去乡下零售，“有时候，一天开车跑十几个村子，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

今年冬天冷得早，母亲劝他休息，别出门了。但是想到明年大女儿要读高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他又上路了。他说他也怕。24号早上，他出村的时候忍不住对着车窗打了一个喷嚏，蓦然看到车窗外的一片坟地，那里埋着的不少是和他一样年纪的病人，他打了个冷战。“感染了这病毒，一个感冒就能整死你。”

刘歌令坚持每天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天两次，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敢喝凉水。林秀梅一入冬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她拍着身上的一件围裙说，“你看，这是做饭的时候穿的，但是我都不敢脱下来，我们病人冬天只敢加衣服不敢减一丝一线。”

在文楼村的“幸存者”当中，像刘歌令这样的有一百多人，他们不能干重活儿，但他们又是家中的顶梁柱。

孟大国比刘歌令大四岁，二十年前，他的父母卖血攒钱给他盖了新房，但没钱为他买婚床了，于是，孟大国就去卖了四次血，一次五十块钱，他花了一百八十块钱买了床，剩下二十块钱给媳妇买了身新衣服。“就为了那个婚床，我感染了。”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今年，孟大国的儿子要去郑州学电脑，学费一万元，孟大国托人在上蔡化肥厂找了一份力气活，想给儿子挣学费，但干了三个月他就开始连续高烧。一周前，他辞掉了化肥厂的工作。

“坚持服药，心态好，就活得久”

据2014年12月驻马店市政府网刊发的文章：10多年来，上蔡县探索出了“资金管理机制、药品管理机制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机制”三个机制、“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帮扶救助体系”三个体系、“抗病毒治疗三级督导模式、个人账户与重病统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致孤儿童”阳光家庭“供养模式”三个模式，控制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确保所有艾滋病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一名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艾滋病毒感染者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一般可以维持10到20年不发病，在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对象中，郭秀、刘歌令、林秀梅、程玉房查出感染艾滋病的时间都超过十年，他们看起来依然健康，林秀梅和郭秀感染病毒超过十五年，除了偶尔感冒，很少出现并发症，“坚持服药，心态好，就会活得久一些。”林秀梅说。

上蔡县艾防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3年起，上蔡县艾防办为病人办理了艾滋病人就诊卡，艾防办每个月向病人卡里打300元钱，一年一共3600元，病人可以持卡，到指定的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免费治疗。卡中的钱花完以后，可以续充。就是说，在两家定点医院，对艾滋病人治疗全免费。不但免费为病人提供抗病毒药物，还对机会感染病症药物和治疗全免费。

“免费治疗救了我们的命，但是维持这条命要小心翼翼。”这两年来，刘恒国妻子林同英的并发症越来越严重。

林同英2001年查出感染艾滋病，至今已有15年病史，前几年林同英服用政府提供的抗病毒药物，病情基本能控制，除了偶尔有小感冒外，身体没什么大碍，但自从2010年开始，林同英的身体开始变弱，严重的并发症不断。林同英现在几乎失去了活动能力，每天在家走动几步，都会觉得很累。她的眼睑和嘴唇松弛下垂，露出的牙床也因为屡次感染，显得焦黄。脸上也零星布满了斑点。

上蔡县艾防办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只能对一般疾病进行免费治疗，有些大病医治不了的，可以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但是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只能报销三分之二。”因为，上蔡县太特殊了，感染人口多，财政根本无法负担。

“自己没钱，得了大病没法去郑州，只能在上蔡两个医院熬着。”刘恒国说。

在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走廊里都摆满了病床。一位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这里每天都会超过一百五十名病人，全部为艾滋病人。

在走廊的一端，七十多岁的张兰正在给老伴儿换药瓶，她说，“老伴肝病越来越重，但没钱买好药，只能用一般药物拖一天是一天。”

病床上的老人听到张兰说话，努力地张了张嘴，张兰说，“他说他想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