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幼童遭养父母虐待，此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虐童案”。目前，该案中的养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二审即将开庭。

年幼的孩童遭此暴行，类似的事件总可以激发公众的愤怒和声讨，要求对施害者严惩不贷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当事情发展到必须讨论“该当何罪”时，伤害往往已经造成。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提供“前置”保护，减少乃至杜绝类似行为的发生，对孩子自身而言才更为迫切。

琪琪早年父母双亡，奶奶过世后，在其他长辈的商议下选定其幺爸幺妈作为监护人。监护人的家庭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家中无后”。但即使收养者与孩子之间存在血缘关系，权威机构对收养家庭的收养意愿、监护能力等各方面因素进行调查评估，应该必不可少。

退一步说，即使收养手续合乎规范，也不能完全避免出现问题。报道中提到，琪琪的舅妈在1年前就发现孩子遭到殴打，为此还要求养父母写过一份终止虐待行为的“保证书”。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在没有制度支撑的情况下，类似的“保证书”实在谈不上什么约束作用。

同时，学校老师注意到琪琪“都是站着上课”，但在课堂和家访中“根本看不出有家暴的事”。直到虐待行为发展到针扎刀割，大人才得以发现并报警。如果有类似回访监控的制度作为保障，有家庭、学校、执法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对孩子的伤害程度何至于此。

目前，当地镇政府表示将发布公告，终止二人对琪琪的监护人权利。由此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之后孩子该怎么办。如果真的剥夺养父母的监护权，孩子还是面临困境。是改由其他亲属代为抚养，还是交由社会机构行使监护权？

在“南京虐童案”中，尽管遭遇虐待，当事孩子还曾出现“想念养母，整夜哭闹”的情况。这恰恰说明孩子的收养是一个包含血缘、情感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到：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最大利益”的实现，无疑也需要各方精确考量评估，不可轻率。（杨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