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榜这把“火”最近又烧了起来。“清华大学首超麻省理工，居工程类专业世界第一”“华东理工大学跑步进入世界大学500强”等消息纷纷冒了出来。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教育界和公众对这类新闻，反映却较为冷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体现了某种进步。

　　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中描述了相对论怪圈，即人们喜欢拿事物与事物作比较，大学排行榜就是这种怪圈的产物，而不少大学也不自觉地陷入其中。大学排行榜在我国已有20余年发展历史，目前有10多个较为知名的大学排行机构，每年推出30多个类型的大学排行榜。除了综合实力排名之外，有些机构为了迎合部分高校和公众的功利主义需求，还推出所谓的“中国高校富豪榜”、“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等。

　　不可否认，某些大学排行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对西方大学品质与质量的提升贡献不小。但是，在功利主义思想作祟下，大学排行榜背后往往隐藏着诸多商业媒体与大学之间的利益角逐，缺少扎实调查而刻意渲染的所谓榜单和导向，存在不少值得推敲和商榷之处，这一点正被更多的人看清。据媒体报道，“2015中外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日前在天津大学举行。与会的海内外知名大学校长、顶尖教育专家百余人认为，“大学排行榜”仅是参考，并非“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风向标，可以说这是学界对排行榜泛滥的一次集体反思。

　　由于大学排行榜机构无法掌握高校的全部真实数据, 因而无法对高校做出完全客观的判断。大学排行榜评价虽然看重数据，但主要还是进行实地考察。由于排行评价实地调查人员难以打破自身主观性与人情网络限制，这就导致大学排行榜难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具体到各项评价数据而言，大学规模指标对于不同大学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市场型大学而言，规模意味着实力；对于并不依赖市场的学术性大学而言，规模指标则是无效的。至于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等指标，评价学术型研究大学是有效果的，而评价教学型和应用型大学则是无效的，因为这些大学的定位并不侧重于科学研究领域。比如就论文数量这一指标来说，这对高职院校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国内有的排行榜注重对科研经费的运用，于是大学就把科研经费的获取任务分派给学院来完成，以致于许多大学刮起以科研经费高低来论英雄的不良风气。

　　对大学排行榜的盲目追捧，使得一些大学陷入“依榜而办学”的怪圈，从而扭曲了自己的办学行为。大学面对排行榜有必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因为五花八门的榜单评价容易干扰大学自身思维与考量，使大学对榜单上位置靠前的学校进行模仿，从而偏离自身办学定位。此外，排行榜标准的一致性，是对大学趋同倾向的助长。大学应有自身的特色，而特色是不可比拟的。

　　美国有众多种类各异的大学，大都具有独立的办学定位和价值取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他们。排行榜只是对大学信息的简单比较。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发布的排行榜，依据的是大学自身提供的数据和校外声誉调查。但是，早在20世纪末，美国就有一些大学批评此类排行榜。1995年，里德学院拒绝参加大学排行评估调查，并对排行方法表示强烈质疑，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披露有大学杜撰数据提高排名后，决定对排行榜加以抵制。斯坦福大学于1996年声援与支持里德学院，成立“不理睬排行榜联合会”。

　　不难看出，让大学摆脱对排行榜的不恰当追捧，很有必要。其实，凡是信誉好、生机勃勃的大学都是先发展自身，然后才赢得社会赞誉，这也是办学自信的体现。当学界对排行榜的态度达成共识，不被排行榜左右，将有助于大学坚守自身的发展轨道。

　　（王海莹 作者系天津教科院副研究员）

　　《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