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经过重新修订的《广州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办法》由广州市红十字会、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司法局联合颁布实施。修订后的办法规定，志愿捐献遗体实现自我作主，不再需要征得直系亲属签名同意；执行人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既可以是近亲属、好友，也可以是所在单位、居委。（4月4日《信息时报》）

　　一度以来，遗体捐献的个体意愿不高，需求与供给之间差距悬殊，使得死刑犯成为器官捐献的主体，根本原因在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限制，对遗体的“自我决定”受到干忧太大，法律门槛过高。一些捐献者即便自己能够做到义无反顾，也可以不顾及家人的感受，然而在法律方面，一个“需要征得直系亲属签名同意”的程序设计，导致很难达到捐赠目的。一些危重病人生前虽然表达了要捐献器官的意愿，与接收单位签订了协议，并进行了公证，但如果其直系亲属反对而不签字，捐献工作最终流产。

　　这就表明，一起成功的遗体捐献，除了要有捐献者的真实意愿表达外，还需要获得其家人的理解与同意。比如因乳腺癌复发而去世的著名青年歌手姚贝娜，生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并获得了其家人的同意与尊重。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死要全尸”的理念成为最大的瓶颈制约，尤其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的老人，对孩子捐献器官的做法并不理解，囿于内心的抗拒而会拒绝签字。

　　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司徒梅芳表示，有些老同事有心捐献，却因没能征得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而遗憾。而且，一些已签订遗体捐赠书的志愿者去世后，遗体接收工作也受到家属的阻挠。自己的身体自己不能作主，这并不符合对权利尊重和保护的原则，也无法真正破解观念的束缚。英国为例，全国总人口为7000万人，却有1700万人在生前登记志愿捐献器官组织，占全国人口的1/4。如此高的器官捐献率，固然跟高度认可的观念有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的身体我作主”的保护原则下，简化的程序成为了源头活水，也让遗体捐献的成功率有了可靠的保障。

　　法律程序不轻松，个人权利不自由，遗体捐献的困局就难以得到真正的突破。时下国内遗体捐献率不高，成功率更是低得可怜，除了要加大宣传形成更大的共识，尤其要注意通过简化程序，让“个人意愿”得到充分满足与实现。因而清除“需要全体直系亲属签名同意”程序障碍，具有重要而无以替代的意义，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当然，确保“遗体捐献个人说了算”，还得夯实社会基础，也就是要通过观念的转变而扩大群体意愿。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和普及的力度，让公众认识到捐献遗体的重要性，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最终实现对“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的扭转；另一方面则要通过优质的服务，比如通过简化程序，完善配套措施，增设激励机制，代为履行一切手续等，打通捐献之路“最后一公里”， “个人说了算”才会真正畅通无阻，并成为权利保障和尊重的标签。（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