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查找外国新闻史资料时，发现于艳茹发表在知名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抄袭，然后向该刊进行举报，2014年8月《国际新闻界》罕见刊登了一则《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国际新闻界》这一行为在当时所引起的舆论，不论是学术人士还是非学术人士，都是一片叫好。如果把论文抄袭突破学术领域，视作为一种社会性腐败现象的话，这种一片叫好体现了当下社会的一种共识，人们不愿意腐败现象继续发生和存在下去。
2015年1月10日北大就于艳茹问题发布通报，认为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整个事件就此发生舆论转折，除支持北大通报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北大处理过于严厉，《国际新闻界》主编陈力丹教授表示有些意外，“考虑到她还很年轻，还是应以批评教育为主”；一种是就事实本身进行宽松理解，认为于艳茹主要属于过度引用。这两种舆论实际殊途同归，都是难以接受对于艳茹进行严厉惩处。有媒体作了一个舆情抽样统计，支持北大决定的只占27.3%，而认为处罚太重和学术大环境使然的占61.3%。可以认为，采取原谅和宽松处理立场的人忽然成为了主流。
一方面，人们对社会腐败难以容忍；一方面，当进入到惩处阶段时，人们的心肠似乎又无法硬起来。如果惩处不硬朗，社会腐败试图得到根本清除只能是迷梦，从这一角度看，人们的矛盾立场是非理性的。然而，心肠硬不起来就真没有理性基础吗？就于艳茹事件本身而言，心肠硬不起来的舆论立场并非没有理性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学术生态的腐败化。明白了说，就是在一个腐败化的学术生态中，诚然应该对案发了的于艳茹进行惩处，但是否要对她进行严厉的惩处？陈力丹教授说得比较形象：“‘大偷’不受处罚，‘小偷’却被逼到死地，结果有失公平、公正。”于艳茹在学术界只是一个小人物，可以认为对她的惩罚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当放到大环境下时，是否以同样严厉的方式惩处了博导、院校长、院士们？如果没有，那么，对于艳茹的惩处又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呢？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到了没有公平、公正可言的惩罚呢？
然而，虽然是“小偷”，但不给予严厉惩处，就又是合理的吗？目前于艳茹不承认母校“严重抄袭行为”定性，认为是自己“对杂志和文章定位有误以及写作经验不足导致的技术失误”，这是从事实本身把自己辩解为只是“小偷”。这一辩解是很难站住脚跟的，她大概忘记了“小偷”也是“偷”，对她宽容对待的陈力丹教授在抄袭这一定性上并无疑议。进一步质问，当一个博士如果会犯《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中显而易见的“技术失误”，那么，这个博士的研究水平又怎么可以符合毕业标准呢？如果其继续怀有博士证书，并增加博士后经历，若干年后，是否就也加入到了博导行列呢？也即，如果“小偷”过关，按照常规自然也就会成长为“大偷”。今日之“大偷”，若干年前不都是“小偷”吗？
从义愤的立场可以高蹈地呼喊：应该“大偷”、“小偷”一起打。这种立场不知道法不责众道理，尽管形式上可以运动式发动，但当整个生态已经腐败化，最终结果依然还是选择性惩处，而选择性惩处终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仅以在职博士文凭为例，其中的虚假程度你不知，我不知，只有天知道，怎么惩处？换句话说，怎么个惩处法，都不会是真正公平、公正的。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