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下旬，6名教育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被海淀检察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至法院。据检方调查，这起案件涉及200余万条个人信息，每条信息包含所在学校(北京市的中学或小学)、学生年级、学生及家长的姓名、学生及家长的联系方式，部分信息还含有家庭住址。（2月26日《法制晚报》）

　　6名教育培训人员组成犯罪团伙，利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等违法活动，令人震惊。特别是，这起案件涉及北京200余万条个人信息，内容包括学生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可以预料，如果该团伙未能被及时捣毁，将会有更多的人深受其害。因此，这起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的发生，再次拷问个人信息安全。

　　在我国，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而其他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又过于繁杂和笼统，且只限于规范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行为，震慑、打击力度不大，造成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现象泛滥成灾。比如，孩子刚出生，就有人打电话推荐奶粉、尿不湿、百日照、胎毛笔等；购的新房尚未交付，就有人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装潢；刚买了一辆新车，就有人打电话推销各类保险；亲人故世，尸骨未寒，就有人打电话提供殡葬一条龙服务……这些，都是个人信息外泄造成的。

　　相形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也比较“发达”。比如，美国保护隐私权的法案早在1974年就已通过生效，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就源于美国。之后，又有《财务隐私权法》、《联邦电子通信隐私权法》、《家庭教育权利及隐私法》、《计算机对比和隐私权保护法》等不断补充进来，美国各州还制定了一些保护本州公民隐私的细化法律。

　　因此，在吸取发达国家“发达”经验的同时，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统一的公民信息安全保护法，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为个人信息上一道“保险栓”。再者，应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定。在信息采集的源头方面，对采集主体设定门槛，规定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记程序等。同时，实行群防群治，完善举报机制，强化惩戒措施，提高违法成本。（汪昌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