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备受外界关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二审宣判，上海高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但围绕本案所展开的争议并未因此而停歇，反倒愈发热烈。

　　本案一审、二审做出的均是死刑判决，依刑诉法规定，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程序上讲，林森浩案到目前为止并未走完法定的全部流程，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同样还要经过重组合议庭、讯问被告人、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等法定程序，最终做出核准或不核准、发回重审还是改判的裁定。

　　法庭之外，由林森浩案所引发的讨论呈现多维度展开的迹象，包括人们如何看待法律程序以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何理性认识和对待辩护人的法定职责，司法机关应当如何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加强司法文书的说理性……也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争议，包括林森浩案在内的诸多焦点案件面临更多的意见分歧，网络上下吵得不可开交。

　　林森浩案二审，辩护律师提出一些证据上的疑点，包括饮水机水量、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被害人血液、尿液、肝等做毒物化验，以及毒物测试的质谱图，甚至有出庭的专家证人提出关于被害人死因的另外可能性等，在二审判决中均不予采纳。但从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出发，尤其是新修订的刑诉法已明确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法典的情况下，司法文书对疑点做进一步释解，对辩护律师提出的毒物质谱图等问题做正面回应，应当说更有助于提高案件判决的说服力。

　　二审判决结果出来，有接受的，有不能接受的，林森浩及其辩护律师对外表达尊重判决的同时，进一步亮明案件疑点以及向最高法申诉的空间，这是正常且正当的表达与诉讼权利。耐人寻味的倒是，包括本案在内的一些案件，当外界较为一致地倾向认为案件证据确凿之后，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辩护技巧以及一些可能颠覆公众既有认知的辩护观点，很多人不能理解、难以接受甚至在网上恶语相向。尽管，今日被“骂惨了”的律师，很可能正是此前在另一个冤案纠正过程中好评如潮的律师。

　　坏人该不该有律师，哪怕他十恶不赦，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进步与法治建设，在这一点上人们逐渐不再有大的争议。但如何看待那些为“坏人”辩护的律师，却依然是个难题，或者在潜意识里，人们依然认为为所谓“坏人”安排律师辩护，只是在走走过场。具体到个案当中，越来越多的律师从法律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案件证据疑点等角度出发进行辩护，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公众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与朴素感情，案件当事人虽未最终落判(依然法律上无罪)，但却已经是众矢之的。为“坏人”辩护，与公众先入为主的一些案件认知相悖，成为律师遭遇非议的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从律师辩护权与保障公民合法诉讼权益的立场出发，更理性、更清醒地看待律师辩护，哪怕是所谓“狡辩”、“诡辩”，对于现代社会越来越珍视的程序正义而言，尤其重要。现在的问题可能是，理说得通，但具体案件在感情上很多人依然无法接受甚至不能容忍。静下来去想，去年密集纠正的多起冤假错案，当年哪一起不是众口铄金、板上钉钉？难道不正是罔顾程序、未排除合理怀疑、关键性法律程序走过场所致？

　　建设法治国家，成为颇为热络的年度热词，人人谈法治，处处宣传法治，但法治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心里，却可能会是一个异常艰难、痛苦的历程。法院判决未生效之前，法定程序还没有走完，甚至真正的法律程序还没有启动的时候，人们由于外力作用而生成、而固化的各种判断，都不足以对案件、对公民个人做盖棺论定。真正的法治社会，在司法裁判、程序规范面前，首先是尊重每一步程序，尊重每一方的法定权利，哪怕最终的那个结果，在感情上再无法接受、再颠覆先前的固有印象，人们都因对法律的信仰而服膺于司法裁量。

　　这是一场对所有人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