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日前透露，从2015年1月1日起，对死刑犯身体器官的摘取只有在他们自愿捐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意味着“死囚器官”的说法将不再有意义，所有器官移植都将依赖于唯一的自愿捐献来源。

　　缺少供体是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严重瓶颈，中国每年可用的供体只占需求的百分之一，中国人的器官捐献率只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由于这个问题常常涉及救命，中国的相关法规可想而知在过去执行起来有多难。

　　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要经过本人和家属同意，过去就有这样的规定，这符合宪法对人权的规定。但是黄洁夫透露的消息出现在互联网上后，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不应该“向西方压力做这样的让步”，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舆论的这种多元性大体反映了围绕这个问题现实环境的复杂性。

　　一方面死刑犯理应像正常人一样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死后捐献器官，一方面治病救人急需供体，这两种道理在世界范围内权衡的结果是，人类选择了前者。我们知道急需器官移植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是多么痛苦、焦急，但我们还是支持严管对死刑犯器官的使用，他们应和普通中国公民一样，拥有对自己死后器官的完全处置权。

　　中国还不够发达，这包括我们对死后捐赠遗体器官的看法仍受到旧时代观念的束缚。科学创造了拯救人的生命的新机会，我们却在浪费这些机会，让许多本可以活下去的人死去。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遗憾，但中国这样的遗憾显然更多。

　　这个遗憾不能通过不经同意从死刑犯身上得到器官来弥补。虽然这有可能一时救急，但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邪路。中国解决供体短缺只有通过光明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那些猥琐的方式只能损害器官移植的整体道德形象，它们会压抑公众对死后捐献器官愿望的成长，对大规模解决问题有害无益。

　　有急迫的需求就可能出现牟取暴利的黑市，围绕供体不幸恰恰又是这样。无论在哪个国家，这样的黑市都是最肮脏的。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些中国专家认为，打击这样的黑市，让器官移植完全合法正规化，是中国增加器官供应的重要条件。

　　我们的有些观念还是落后的，这种落后实际潜在威胁着我们所有人。中国人围绕器官移植急需更新认识，这涉及到对生死的基础性观念，因而这样的更新难免有些吃力。但是它显然正在一部分中国人中发生。据统计，中国做死后器官无偿捐献的人数在增加，这是人道主义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或许会有文化上更广泛的牵动力。

　　尊重一个死刑犯对器官的处置权是法治的表现。随着越来越多普通人站出来做自愿捐献，会有更多死刑犯加入正常捐献的行列，我们坚信道德和法律建设的这个逻辑。这样的逻辑不断把人类带向更高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