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病人”，近期《南方周末》报道了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生活在一个污染源周边，怀疑或已确认身体因此受到损害。可怕的是这样的人群遍布全国各地。在记者的采访名单上，有云南曲靖的铬中毒者、探访污染源而染上铬疮的北京环保人士、南京一对神经性耳聋的老人、淮河“癌症村”的患者……

　　无独有偶，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样几个画面：冶炼厂周边的血铅超标儿童，因为水污染只能靠买水度日的村民，雾霾里戴着厚厚口罩行色匆匆的人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这一个个镜头不断提示我们，环境污染正在危害人们的健康，防范这一风险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南一北的两组报道，所要探讨的其实是相同的问题：环境与健康有怎样的关联？如果说环境污染的确是民众健康的一大敌人，如何防范，又如何让那些健康受到损害的人们看到希望？

　　然而很多时候，理论和现实往往并不是能够一一对应的。就环境与健康的关联而言，其中是否存在因果的必然联系，相关各方常常可能各执一词。因环境污染引起公害所发生的地区性疾病，导致受害者功能损伤，国际上有一个“公害病”的概念。公害病包括三大特征：污染的存在；人的暴露达到一定剂量水平；人群表现出污染物毒性效应的健康危害特征。根据这三大特征，在中国环保学者的眼里，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群发病例和“公害病”如出一辙。

　　看来，那些自认为“环境病人”的人们实为公害病患者。然而，据专家介绍，“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病，我国没有相关的定义和判断标准”。

　　这样一个现实所造成的后果，一是“我国官方没有认定一起公害病患者”。第二个后果则直接落在了“环境病人”的身上：因为没有“公害病”的概念，没有判断标准，不曾写入法律，他们身心的痛苦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竟然颇有些暧昧难明，“污染是模糊的，健康危害也是模糊的”。既然鉴定污染和健康的关联性已经存在困难，更不用说此后的诉讼和索赔了。

　　“环境病人”无法依靠正常的司法途径赢得公道获得救济，还有一个潜在的后果，也就是媒体在报道中所说的，大多数“环境病人”最终都变成了“环境访民”。

　　无论哪一种后果，恐怕都不能被一个正常社会所忽略。实际上，正是因为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于持续发展和民众福祉的重大意义，“像对贫困一样对污染宣战”才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选择。1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通知，要求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责，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任期内环境质量明显恶化，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等行为的相关地方政府领导人将被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无论是要对“环境病人”进行及时救济，还是要对破坏环境的官员终身追责，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先得明确污染环境行为的危害性。一个简单易明的道理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环境病人”，却又无法坐实这一现象与环境的关系，又如何判断后果严重与否和进行下一步追责？

　　救济“环境病人”，向污染企业索赔，乃至震慑胆敢破坏环境的官员，需要适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从世界环保经验看，因为公害病的发生震惊了国人，从而引发深层次环保变革的例证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引入“公害病”概念是一个可取的尝试。由于公害病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而且具有法律意义，因此须经国家立法，并制定严格的标准。只要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公害病患者通过正常司法程序赢得公道将不再困难，对官员的环保奖惩也会变得更易于操作。当然，在立法之后，还需要法律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