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就必须要扩大建设用地。但同时，我们又有18亿亩的土地红线是不能碰的。

    可是，多年来，包括茅于轼、周天勇等在内的不少社会名流，以及一些地方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都普遍主张放弃该红线。任志强甚至高调宣称，“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房价高涨的罪魁祸”。

    当然，也有很多的人认为中央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是高瞻远瞩，是利国利民之举。

    但是，据2013年5月27日《中国证券报》报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日前发布的由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等人撰写的课题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称，应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

    诚如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3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讲，“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

    然而，笔者认为，作为国家发改委官员主导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课题报告，其抛出“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等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必须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课题报告显示，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首先需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在过去若干年内，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在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严控土地供给、严控市场需求的管理方式造成土地资源的价格扭曲，既不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而且还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紧张。衡量中国粮食安全，不能只用耕地面积来衡量，还要看耕地的质量和污染情况，以及在污染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质量。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通过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田整治以及拓展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过去所固守的实物形态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可突破的，城镇建设用地规划可有很大突破。美国、日本建成城市用地分别占国土面积的3.1%和4.2%，而我国仅为0.33%，其中居住面积占比仅为0.11%。我们城市居住用地至少有10倍以上扩张空间。

    实事求是地讲，上述某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将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寄希望于“农业国际贸易与投资”和“农业科技创新”等，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危险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同时，将中国的建设用地、居住用地所占国土面积比例，跟美国、日本的仅做简单的数字比较，起码连学术应有的科学态度都缺乏。

    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公开披露，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每天就有5.6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而早在2011年6月17日，人民网就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沙漠面积较大、分布较广、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积达153.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9%。荒漠化和干旱给中国的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page]
     对此，撰写《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课题报告者难道一无所知？

    诚然，中国政府一直在治理沙漠和荒漠化问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治理形势至今依然非常严峻，甚至越来越严重。

    众所周知，201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而在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指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题。”

    何况，课题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亦显示，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仅仅建高楼、建广场。

    既然如此，那么课题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为何能抛出“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等观点呢？——有关撰写该报告者，或学术水平有限，或缺乏应有的学术态度，或是全局观念意识而一知半解，抑或是借助学术之名行维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之实——试图影响中国最高决策层。

    纵观课题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撰写者一边在谈“新型城镇化”，另一边又尚未脱离传统城镇化的思维模式。这后者可能也是“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等观点出笼的因素。

    事实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所需的建设用地，很多都可以就地解决。譬如，有组织地依法改造城镇原有的低矮楼房，即以高楼大厦代之。仅此一项，全国“集约”下来的土地，当是惊人的，且是更有利于推进新型化城镇建设的。

    总而言之，笔者罗竖一认为，无论是中国有关部委的官员，还是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以及普通民众，都应该明确意识到，“推进城镇化就必须要扩大建设用地。但同时，我们又有18亿亩的土地红线是不能碰的”。即中国必须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