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在两会上成为话题。政协委员陈锡文公开披露去年中国进口了大量转基因大豆后，媒体旋即对部分代表委员看待“转基因”的态度进行了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代表委员们虽然表态谨慎，但也透露出不同的倾向。

    其实有关转基因的争论在民间社会已经空前激烈，只是在主流舆论里还较为鲜见。在日常生活中，只要谈及转基因这个话题，同行分野、兄弟反目、同志互掐的事情处处皆是。我见过有面相庄严的科学家在正式讲坛满怀深情地为转基因辩护，也见过有衣衫褴褛的草根在地铁人群里一脸悲壮地散发反转基因传单。如果长期对这一潜藏着的社会分歧视而不见的话，不管转基因是否真的有风险，这一状况本身就已经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险了。

    转基因问题是一个超级问题，包含了复杂性的所有要素：庞大的相关者人群，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专家判断，不可通约的价值权衡，各有打算的利益集团，情况各异的国际背景。但是，转基因也是一个即刻性问题。操心环境的人，难道不希望减少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吗？对国际阴谋保持警惕的人，难道不担心国家粮食安全吗？为贫困农民落泪的人，难道不希望他们增加点收入吗？另外一个方面，生产转基因种子的人，真有把握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吗？申请转基因研究课题的人，真的能肯定对健康和环境的安全性吗？批准转基因作物推广的人，真的能确认这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转基因是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化、但又必须即刻做出的选择。有社会分歧存在，是正常的事情，但如何在意见分歧的状况下达成起码共识，也对社会的公共理性构成了挑战。

    公共理性需要公民间的审慎对话。审慎对话要求我们对对方的观点抱有同情的理解。猜疑、轻信、夸大其词、选择性出示证据这些非理性陋习，无助于对话的良性开展。如果拒绝倾听别人的理由，都抱着一付“不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就会有民族危亡”的姿态，那样只能把我们全都逼上悬崖。审慎对话要求我们从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原则与常识出发。睥睨一切的科学主义、不顾现实的自然崇拜、傲慢自大的精英意识、拒绝权威的反智心态，这些作为个人信念或者心理倾向，我们可以相互容忍，但对公共问题的讨论，还是要回到问题是什么、有无替代方案、有哪些支持或反驳的证据、各种价值之间的排序这些基本层面的事情上来。

    公共理性更需要为公民间对话提供正式平台的制度安排。转基因决策是在风险下的决策，就像我们是否过马路也是在进行风险下的决策一样。不同的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转基因的风险评估缺乏压倒性的证据，而且从风险评估转换为价值评估的时候，会受到公民间价值观差异的影响。只有全知的上帝，能够一眼看出是否有或者有多大的危险，但哪位科学家敢扮演上帝这样的角色？只有至善的圣人，能够在不同公民的利益诉求之间做出完全公正的平衡，但哪位政府官员敢声称自己就是这样的圣人？在风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保证我们每个人承受的风险不是来自任何方式的强迫，而是我们每个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因而像转基因这样的集体决策，必须是按照我们每个人没有理由拒绝的原则和程序来作出的。这至少要求整个社会有正式的制度保障每个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理由。把转基因上的话语权让部分官员和专家独享，无视甚至压制民间社会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把最终承担风险的公民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无助于转基因政策的健康和公正。

    无论如何，代表委员们能在两会期间公开表达自己对转基因的态度，已经向完善公共理性的方向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