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缘起——

    春节惊爆第三代网络“成瘾”？

    在这个春节假期里，年轻网民对移动互联网的“深度使用”引发了一场热议。关注者绝不仅限于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据工信部数据，春节假期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比平日流量高33.6%，而语音通话量减少了20%），对这种“手机不离手，pad随身走”现象，很多人颇有微词，首当其冲者就是他们的父母。

    媒体报道真切反映了这种情绪：“先给压岁钱，然后再告诉家里的wifi(无线上网)密码”，这已经成了一些人应对前来拜年晚辈的重要方式。网络是增加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其本意在于压缩时间长度、打破空间阻碍，而如今对“嗜网”的人来说，“爷好姥好不如wifi好，爸亲妈亲不如ipad亲”。盯着屏幕、戴着耳机，只关注自己的喜怒哀愁，却漠视了周围亲人渴望交流的期待眼神。

    有人称之为第三代“网络成瘾”，以和互联网诞生早期出现的“病态”信息收集以及此后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相区别。

    ——核心求证——

    网络“成瘾”只是症状，不是病因

    “10年前，国内学术界开始高度关注‘网络成瘾’这一现象，普遍探讨是否为一种新的心理疾病。我一直尽可能谨慎的使用‘网络成瘾’这一提法。即使用，也一定会给‘成瘾’这个词打上引号。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相比较，‘网络成瘾’在临床上的争论与研究一直还在进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促进研究中心主任高文斌研究员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高文斌是我国第一批研究互联网过度使用问题的心理学家。他主持的“网络成瘾心理依赖等脑机制研究”课题得到2004—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目前，他所从事的“虚拟空间与网络行为研究”被列入中科院心理所“十二五”“十三五”跨年度重点培育方向。

    “成瘾这个词最开始用在物质依赖上，”高文斌说，“从学术角度而言，成瘾具有明确的定义和病情描述特征。所谓互联网‘成瘾’，有些特征与传统意义的成瘾类似，但是有些并不完全符合。”

    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手册（DSM）在心理学临床上具有较大影响,该手册提到的物质依赖的特征包括“耐受性”（使用量不断扩大）“戒断反应”“心理或躯体问题情况下仍然继续使用物质”等7项特征。而互联网“成瘾”在和上述特征对照时，的确会让人感觉似是而非。例如，一般的被人为的网络“成瘾”者在不上网时，很难说会有特异性躯体特征的“戒断”反应。

    “网络‘成瘾’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当时也有专家也曾提出来写进美国精神病诊断手册里，但最后没有得到一致认可。”高文斌说，“大家并不是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也不否认出现的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心理行为问题。而是对想象背后的原因和本质有不同看法。学术界一种常见的观点是，互联网只是问题表达的载体，问题本身可能是社会交往障碍、焦虑、抑郁等，原来会通过其他方式表现，而现在出现在互联网使用上。”

    对于由使用互联网引发的极端事件，例如有网络游戏玩家蓄意将虚拟空间中的“对手”真实地痛揍一顿等，高文斌认为，学术界对这些极端行为争论并不大，因为事件本身通常都有具体的诱发原因，涉及的当事人往往也受到自身的心理行为特点与环境因素影响，“互联网常常是一个激发因素，而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对于媒体提到的“第三代网络成瘾”中“拜年进门要wifi密码”的现象，高文斌认为，这并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成瘾，即便周边成年人不太认同，也要先被理解为是一种青少年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社交行为特点。   

     ——现象溯源——

    同一群人的两代“网瘾”

    极端行为并不是第三代上网“成瘾”备受关注的核心原因，在这些“指责”“批评”和“关心”的背后隐藏的真实想法是：这些人怎么总在上网？

    中国互联网协会钟睿向本报记者提供了最新一次网民调查的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4.20亿，在网民年龄段分布调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20—29岁（30.4%），其次为30—39岁网民（占25.3%），10—19岁人群比例持续下降已经居于第三位（24.0%）。按照职业划分，作为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学生的比例也从2011年的30.2%大幅下降为2012年的25.1%。

    实际上，那些频繁使用移动网络的人群，正是原来那些玩网络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所谓第三代网络“成瘾”，只不过是若干年前第二代网络“成瘾者”推出的2.0版本。

    第二代网络“成瘾”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其社会功能影响比较明显。网络游戏的主要参与群体是中学生和大学的低年级。这个年龄段面临着沉重的学业负担，在游戏上投入时间过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会是一个非常瞩目的“社会功能损伤”。只不过对于这一代人的“前辈”来说，家长会指责“分心了”“看课外书了”或者“看电视太多了”，而他们会被“归因”为“尽打游戏了”，原因为“网络成瘾”。

    “网络游戏的问题与物质依赖不尽相同，并不是网络这一事物具有成瘾性。因为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非常重视，网络游戏对学生的社会功能损伤在很多情况下被放大了。这也是不少国外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看起来似乎没有我们严重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对于学习成绩可接受的范围往往更宽一些。” 高文斌说。

    据此，对于那些已经成为“社会人”、开始在职场担当重任的一代人来说，互联网的使用是否从广义上损害了社会功能，似乎很难进行一刀切的评价。回忆起最早接触过的一个网游少年，高文斌说，“他今年30岁，现在公司里面战斗的主体就是这个年龄段，游戏对他的吸引力应该已经不大，但他依然经常使用网络，但

社交功能成为了第一位。”

    “互联网和现实生活并不是对立关系，它仍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天天挂在网上，但他的职业就是与此相关，这是他谋生的手段，虽然上网时间很长，能说是‘成瘾’么？” 高文斌说，“有的人在互联网上很活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很活跃。是痴迷么？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高心理能量的人，挺好的。还有的人在现实当中低调，在互联网上也沉默，他可能是个低神经活性的人，也挺自在的。这些都不能一而概之的说有问题。”

    当然，并非怎样上网都无所谓，是否“成瘾”可以姑且不论，而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一些心理行为问题还是需要重视的。对于使用互联网使用来说，需要警惕的是“病理性补偿”行为，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满足程度不足，转而在互联网上过度寻求心理满足。例如社会交往存在问题而感到不满意，从而过度在互联网空间寻求补偿，而这一途径并不能真正修复其健康的心理机制。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互联网提供是很好的建设性补偿，比如不容易见面的朋友，在网上聊聊等。但如果是另一种反差很大的情况则常会出现病理性补偿，比如现实当中可以沟通的人很少，而互联网上有很多的朋友，这时通过网上的这种补偿往往并不能真正满足其心理需要。”高文斌说，“病理性补偿持续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失补偿的发生，即我们通常提到了各种心理行为障碍或疾病。”

     ——群体分析——

    “一代人适应环境的结果”

    一个手持屏幕的年轻人，戴着耳机，面无表情。你跟他说话时，他会敷衍两句，然后继续盯着他的屏幕……如果要谈论第三代“网瘾”的标志性“姿态”，这样的场景可能会浮现在很多人脑海中。

    高文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种观点：这是一代人适应环境的结果。互联网只是给他一个目光凝注的地方而已，没有这个屏幕，他也会看杂志、看电视、看别的。

    心理学家们对于当前互联网行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不同代际群体所经历的生长环境引发的群体特征行为。

    “80后、90初的孩子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众多的成年人围着他们，就是缺少他们想见、需要见的伙伴。大量的时间被迫置身在成年社会里，他很烦。温和的表达就是‘你说你的、我看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就是一代孩子适应的结果。”高文斌说，“为了满足这种适应环境的需求，80后自己给自己制造了网络屏幕，人家挺好的，人家没有打扰你，人家都戴耳机了。”

    互联网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心理学来说，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改善人们心理体验的重要渠道。很多人认为80后、90后自我且自私，但正是他们更爱“分享”，当然是通过互联网。独生子女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同伴的充分沟通，成为“印刻”在他们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缺憾，谁能满足这种需求，谁就会受到追捧。互联网实现了这个功能。

    高文斌认为，在谈到互联网行为时，需要从用户群体特征去分析。而不能就上网而论上网。当遇到不熟悉的行为和自己的评价体系发生冲突时，“要从一个更大的背景去分析，他为什么一定要适应你？如果是一个人让别人谁都不适应，那可能有心理问题。如果是一大群人是这样子，你能简单说他们心理有问题么？当80后的孩子成为一代人，全国有上亿人口，人家的生活方式就一定有问题么？青少年要适应成年人，反之亦然。这个是双向适应问题，同时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

    “人的心理成熟要滞后于生理和智力成熟时间，但最晚30岁要‘而立’了。这一代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已经开始学会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兼容社会环境要求。” 高文斌说，“网络与成瘾这一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讨论，但有一点需要认识：总有一天，今天的青少年会长大，他们成熟后的生活方式会成为社会的主体生活方式，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