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

　　人类学家

　　项飚毕业于北大，不过光看外面更像是清华“工科男”，已近不惑的他依然有一张学生脸。项飚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温州，保送进入北大，成名作是他的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用“我是温州人”一句乡音，深入北京“浙江村”长达6年之久，全面深入地了解“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时至今日，学界还在称赞他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严谨踏实，称这本书是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在项飚看来，当下中国城市里，“社区”将成为一个节点，有激活 社 会 再 组 织 的 能力。而“浙江村”的成功模式，更可为层出不穷的“产业园”提供参考，松散但自成网络的组织结构，远比严密但迟 滞 的组 织 更有活力。

　　强调社区的独立意识不适用中国社会，而应寻求与城市体系接轨

　　什么是社区？在大众的日常经验中，“社区”要么是作为行政划分中的一个区块出现———比如某某社区委员会，要么是地产广告里的虚假想象———“高知社区高雅人群高尚生活”，或者是指“天涯社区”等这样的虚拟社区。然而人类学学者项飚眼里，社区绝非如此简单。

　　在项飚看来，社区更像一个“舞台”。“如果没有社区的整体性，台词不通，找不到配合者，找不到冲突的对象，那么整台戏都没法演。但是舞台上的真正内容，却是每个人的实际的表演，而不是冥冥之中的已经写好的脚本。而且人在台上演，所见所想却往往是远在舞台之外的事。”

　　他认为也可以把社区大概比拟作物理学中的“场”。“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但它又不是有明确边界，看得见摸得着的，它对在其中的物体有作用，但不是它们的决定因素；每个物体和场以外的环境息息相关，但同时也和同一个场内的物体密切互动。这两种关系相互交叉，共同表现在一个集中的场里。”

　　他还特别关心在我们当今这个日益复杂、快速变迁、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中“社区”意味着什么？

　　项飚不同意“社区消失论”的观点。“我们看到，社会固然在一体化，人们越来越面对整体社会，但人不可能以完全个人的、原子式的面目和社会发生作用，需要一个中介层次的联系。”在他的研究中，社区是人和社会追求发展、不断变迁中的工具和载体，对整体社会的再组织具有积极意义。他指出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似乎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强大的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但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的相对独立性也并没有消失，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和这个趋势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不管是流动人口聚居区(比如城中村)，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社区’将是化解问题、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托。”

　　因此，用这样的“社区”视角来看聚居区的问题，提出聚居区是开放的，是和整体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意味着不能再把聚居区本身视为问题。“问题出在社区和外界的联系方式上。”项飚也认为，以往西方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移民聚居区的一般看法：鼓励这些社区内部的自我组织能力，强调独立的“社区意识”，并向主流社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对中国恐怕并不适用。“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这些社区的独特性。关键是要调整原有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让不同的社区按其原有的基础，更好地和各自对应的城市社会体系接轨。”

　　“浙江村”组织松散但超越社会边界自成网络，更利于创新

　　中关村最早是头顶着“中国硅谷”的光环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而现在人们提起它，“水太深”是最常见的评论。项飚从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发现鱼龙混杂的背后，有着类似于硅谷的组织模式。和中关村相比，“浙江村”对项飚来说更意义非凡，因为这个位于北京丰台区南苑乡的小村是他学术之路的第一站。

　　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中关村和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

　　和“浙江村”、中关村相对立的，是传统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模式。“在传统模式下，劳动者被布置到大型组织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工合作，但基本没有自主性。”而硅谷模式的特征是组织的高度分散性，没有大型组织，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等级制度。有些学者认为，硅谷所以会逐渐取代美国东北部的一二八公路信息产业区，并不是因为硅谷在技术上超过了一二八公路区，而是组织模式更利于创新。

　　为什么分散的、“群龙无首”的人群比严密组织的劳动者有更高的生产效率？项飚认为“网络”是整个体系的根本。“如果把中关村的小公司迁出中关村，或者让‘浙江村’里的某一户离开社区，人还是那帮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但迁出的公司迁出的人很可能就会完蛋。因为每个公司(人)都不是独立和封闭的实体，而是深深嵌入到整个网络之中的。”

　　“一个部门可以强行地改变地点的面目，但不可能把一个由复杂网络组织起来的空间取消。”这是“浙江村”为什么赶不走的道理。在这点上，项飚觉得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

　　项飚指出“浙江村”是聚合和开放的辩证统一，超越地域、体制、身份等一系列社会边界，成为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浙江村’作为一个超越边界的经营空间的特征非常强，这是它发展的重要源泉，尽管它面临很多严峻制约。”

　　项飚对中关村的观察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建立，而作为中国特色产物的“高新园”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全国各地涌现。他的判断在现在看来依然不过时，“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呼应科教兴国战略，热衷上马各类高新科技园区。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园区绝大多数是，也只能是地理意义上的科技园，它们会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的聚合地，但不太可能成为无边界运作的‘空间’”。

　　城市轨迹

　　北大硕士毕业之后，项飚免试进入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和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不同，人类学研究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以他的话来说，社会就是自己的书斋。项飚在印度南部和澳大利亚作了22个月的实地调查，在安得拉邦和悉尼等地留下足迹，基于该调查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获2008年度安冬尼·里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