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 上海媒体人

我因长年在新闻单位工作，业余从事写作，曾经出过几本小书，所以，与新闻单位及出版单位的老总们打过不少交道，深知他们各自的工作状态。倘若将双方的老总作个对比，那么，至少在某一方面，是出版单位不如新闻单位。

我指的是，业务判断能力，当场拍板能力，在关键项目上的决策能力。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哪个有激情有雄心的报社老总（毫无上进心、只想混到退休的老总不算在内），遇到棘手的稿子时，会自己不作决断，而请人速送上级拍板。他们总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作出决定：或用，或改，或放弃。这很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必须自己有主见，敢于自己负责。新闻是快节奏的工作，容不得延宕和推诿。这样做，难免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但吃一堑，长一智，自古至今从没有不打败仗的常胜将军。所以在一个有生气的报社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相当频繁，不以为奇的，有错就说，有错就改，有错不希奇。从不犯错的才是平庸之辈，最快淘汰的就该是那些平庸的、从不出好稿、从不出好主意、但也从不出错的人。偶尔闯祸、但常有好稿出彩、思想活跃、才华横溢的记者，才是新闻单位的希望之星。可以说，好的老总，和好的记者，在这一点上是很相似的。

而出版单位则不一样。一个能出好书的出版社常有好编辑，当然也有好老总，这和新闻单位并无二致。可是，出版社的有些老总（不会是全部）遇到棘手的稿子时，往往不是当场拍板———马上出，认真改，或不予出版；而是往上送，请上级判断，根据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有些上级领导还常作这样的关照：遇到吃不准的稿子要多请示，不要擅作决定。于是，遇到麻烦往上送，在这里成了“正道”，自己大胆决断反倒成了“歪门”。一旦上级拿不准，那也不怕，再往上送就是。这样，一部稿子短则一二周，长则三四个月，甚至，拖上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也不在少数。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出版不像新闻那么快捷。过去出一本书要一两年，有问题让更多的人一起商讨，显得很正常；但现在有了电子排版，出版周期明显缩短，业内的竞争也促使抓到好选题的出版社不敢稍缓，与新闻单位一样有点争分夺秒的意味了。这时“急惊风遇到慢郎中”，一切都得停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体育教练常说快跑过程中切忌速停，至少要慢跑一段才能进入休息状态，不然对心脏不利。这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出版人，如经常在快跑时忽然叫停，那对心脏会非常不利的。

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图书一经出版，就长存于世，影响大于新闻纸，所以不能像报纸那样马虎，要认真对待。其实现在图书印数有限，读者分流明显，能印到一万册已算畅销，印数更高的往往是消遣类实用类言情类的书，多半无关宏旨；而一张省市级纸报每天的印数有几十万，都市报印到上百万的也有不少。而且，要说影响，其实指的是一种集中发酵，如果分散，就是另一回事了。是一天里几十万上百万人读同一篇文章影响大，还是几个月甚至几年里几千人或上万人零星地、先后地读一本书影响大？答案不言自喻。

我就记得过去的文艺批评里，有一种批评家，手里是只持一把尺子的，那就是“政治标准”，他们把这样的标准到处套，结果把好作品说成有问题的作品，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当成好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思想是融化在艺术中的，这正如盐之在水，不深入到艺术中去，是看不出它的好或不好的；而在差的作品中，思想就像那些化不掉的盐粒，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盐和水恰恰是有问题的。只在水中辨认盐粒，而无法深入到水的肌理中去，那就不能作出中肯的判断。冯雪峰和阿垅等过去曾提出“艺术即政治”，提出“不要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见冯雪峰《题外的话》与阿垅的《论倾向性》），在“极左”的年代他们都曾受到批判，但现在看来，却还是存在一定的真理性的。艺术是如此，其他各领域也是如此，不深入到专业领域，而要用外在的眼光“发现问题”，恐怕并不是合理的事。

我以为，现在这种状况最大的坏处，是扼杀了出版社老总的业务领导能力和积极性，日子一长，他们也将像《伤逝》里所说的：“忘却了翅子的扇动。”现在有个别出版社已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稿子到手，编辑不用细看，胡乱写上几句就送室主任审，室主任送总编，一路审下来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开始编辑程序。这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异化现象。而离开了书稿专业特征的机械的做法，正是这种异化的必然性根源。出版社老总一旦不对书稿拍板，不处理自身业务难题（有的甚至从不看稿），那还能做什么？就管管社内发奖金或应付“精神文明”检查之类？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出版社老总要向报社学，自己单位的问题都应由自己担起来；有重大问题要请示，有特殊难题要与上级一同探讨，这是对的，但至少，日常的95%以上的业务应由自己解决，不然要你坐在这里干吗？———当然，这也并非老总自己的问题，还有上级的要求和制度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