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春节后的第一期报纸，献给仍在中关村奋斗、耕耘的基层劳动者。在每一条街道、小巷、商铺、写字楼里，都有他们劳作的身影。

　　长久以来，他们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怪兽，外表丑陋恐怖，内心却孤寂、脆弱、不被理解。许多人对他们敬而远之，少有了解。我们甚至很难对他们留有一丝清晰印迹。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有人说底层工作者是时代的牺牲者，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也有人说底层工作者不值得怜悯，只怪他们没有把握住时机。

　　无论你的价值观如何，我们不能回避的是，长久以来对这个群体关注的缺失。

　　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以中关村地铁站为原点，半径100米内的四位基层劳动者。

　　当艺人吴奇隆向新浪保安员孙洋报以一个微笑的时候，孙洋的幸福感暖遍全身，只因他感受到了微笑背后那份尊重的力量；当城管人员吴天明看着电脑城中投机的商人拿着比他3000元还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收入时，他心底坦然、不为所动，继续坚守岗位；当清晨4时，孔四海从北京体育大学附近租住的、用蜂窝煤取暖的9平方米平房颤栗起床时，他想到的不是1100元的工资是否值得如此卖命，而是思考着如何快捷高效地将前一天人们燃放的烟花爆竹屑清扫干净；当已经递交辞呈、准备与同事合开一家店铺的手机销售员刘帅大年夜中还伫立在柜台前时，他又卖出了两部手机。

　　他们是基层劳动者，他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影随形。

　　他们参与、亲历、见证着中关村每一分每一秒的改变。

　　纵然他们不是时代的引领者，但他们一定是千百万创新创业大军的追随者与后备军。

　　你可以说，他土、他寒酸、他没有文化、他只求多挣一些钱。但你不能再一次忽视他们的存在与价值，因为他们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石，他们的岗位处在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最前沿。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我们离不开的群体。

　　迷茫 是等待北京的接纳

　　都说三十而立。孙洋算是特例。自从去年第一次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找到新浪网保安的差事。孙洋原本平静的生活就激起了层层涟漪。

　　他爱北京，这个被他总是尊称为首都的地方。在新浪，他见到了那些五光十色、曾经让他遥不可及的明星，周迅、梁朝伟、刘青云，当谈起这些人时，他在记者面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些人就像朋友一般。“我与林心如20毫米的间距，我帮她挡电梯。”孙洋的笑容更加灿烂。

　　但他不喜欢保安这份工作。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一次出来逛街”。每一天，孙洋要从早上8时工作到晚上10时。上厕所是一大难题，一天有时只有两三次上厕所的机会。中午吃饭时间也被限定在15分钟以内，最关键的是“饭菜质量非常差”。

　　自从18岁高中毕业，孙洋在老家已经做过司机、业务员、超市理货、网游代练等许多工作。但是，这些工作还不如在北京一年的时间里给予他的眼界宽广。他津津乐道北京市领导视察新浪时，他被挑选为前台主要安保人员，按照军姿站立，在新浪的LOGO下面挺了两个小时。

　　当记者问孙洋未来有什么计划时，他沉默良久，始终没有回答。他不喜欢保安这个职业，他觉得迟迟未能体会到融入北京的感觉。他说，工作了一年时间，他甚至不确定也没有看到社保证明，不知道公司是否为他缴纳了“三险一金”。

　　这背后，是孙洋对在北京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安全感缺乏。他每月3000元工资的绝大部分储存在了银行，为的是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看病啊什么的。”

　　但是，另一方面，孙洋也没有仔细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记者问他既然不喜欢保安，是否找过别的工作？他说自己没有能力做其他事，然后又说自己上班没有时间找其他工作。接着说自己以后有可能回到老家，毕竟父母都在那里、生活压力相对不那么大。

　　孙洋虽然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是他至少现在感到满足。

　　创业 只因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22岁的刘帅卖手机已经3年了。坐在他旁边的老大爷直说是因为刘帅热情，才在前一天看过手机之后，再回来买时，指定让刘帅给他服务。

　　老大爷不停地还价，刘帅做出尴尬状，以此显示价钱到了底线。记者插嘴说，“不如你送老大爷一个手机膜”。老大爷连连叫好，“送一个膜，价钱不砍了”。刘帅右手手指微微比划了几下，说道：“好吧。”做出他拼了老本的神情。

　　这是刘帅没有回家的第一个大年。他成功躲避了老妈强迫他回家相亲的一次“埋伏”。与此同时，他在过年期间又卖出去好几部手机，多拿了一些奖金。

　　自从19岁离开老家河南南阳，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北京卖手机，刘帅已经成为团队中的佼佼者。每个月都能销售50多部。他说自己的优势主要是热爱学习，专业知识扎实；每当有手机新品上市，他都会第一时间上网查询相关数据，同时对顾客真诚。

　　刘帅已经递交辞职信，2月底就可单飞，等待他的是创业之路。他和曾经一起卖手机的同事准备在中关村卖场租一个柜台销售手机。供货商名单，他已经手握一大把，不担心没有价廉的进货渠道。投资成本也就四五万元，他和伙伴拿着3年积攒下来的工资绰绰有余。

　　记者问他是否担心前景，他说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开张了就不会赔钱，至于挣钱就是多少的问题了。记者又问他电子商务是否会对自己的行业前景有影响，他说3年前就开始有影响了。3年前我们都能做，现在为什么不能做？还是可以做，只要好好做就没问题。

　　满足 是抛却奢望后的知足

　　孔四海总是那么安静。他拿着簸箕和扫帚弯着腰，在马路上慢慢移动。

　　4时起床，没有公交车，只有在寒风中骑45分钟自行车赶到中关村。他租住在北京体育大学附近的平房里，这9平方米是他和爱人共同维护的安乐窝。没有暖气，靠蜂窝煤取暖，每日最艰难的时刻不是醒来，而是起床，掀起被子的一刹那，刺骨的寒风顷刻包围全身，需要一番思想斗争。

　　无论是农历大年三十，还是大年初三，孔四海都坚守在一线岗位。初一清晨，仅他负责的两站地间隔的马路，就清理出三车的爆竹屑垃圾。平日里，他最头疼的是那些小商小贩，这些小商贩随意将垃圾丢在地上。孔四海上前劝说，小商贩则说：“我这样方便。”还有就是不注意卫生的路人。“大约会有1/3的路人就是不愿意把垃圾扔到果皮箱里。”孔四海说。

　　虽然每个月只有1100元工资，虽然自己的爱人在企业做环卫工作比他多拿500元的工资，但孔四海还是不愿离开这里。“我喜欢在外面，这里能看到很多事物、看到很多人，有视野，有空气。”孔四海说。

　　孔四海是今年元旦才从其他片区调到中关村工作的。虽然不足一个月时间，他已经对这里“了如指掌”。每日下班后，帮着中关村附近的商户搬运货物，这项收入一个月也能有1000多元。

　　他很满意现在的工作，或许可以说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他的工作了。“回到河北老家无事可做，一年耕种也只能赚四五千元，我大儿子上高中，一年学费就要1.5万元。”与在老家相比，显然北京更具吸引力。

　　虽然他还是弯着腰、弓着背，默默地清扫，你或曾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他已融入这片大地。

　　坚守 是身肩起来的责任

　　“我们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这是吴天明作为城管人员对他的职业最为精辟的一句概括。从业已经十几年，每天都在与小商小贩打交道。“好处没捞到，埋怨时时有。”

　　中关村地铁站周边，是众多小商贩争相抢占的“黄金热土”，仅地铁出口，每日就有几十名小贩从事煎饼、收购手机、手机贴膜、卖哈密瓜、炸火腿肠等各色商业活动。

　　小商小贩与城管队员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环境中最为独特尴尬的社会现象。尤其在小商小贩遭遇城管队员执法工作时，民众往往由最开始对小商贩的怜悯之情，最终延展到对城管组织的不满与愤恨。

　　但是，城管队员的艰难与痛苦却少有人知。吴天明的工作时间是早7:30到晚9:30，每日长达12小时的工作时间或许少有人有过切身体会。他的爱人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辞去了工作。他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全部贴补家用，没有剩余。30岁出头的吴天明，头顶的头发已经略显稀疏。

　　最令吴天明无奈的是城管工作的尴尬。近年来，政府对城管的执法权日渐削减，城管已经成为干着别人不愿干，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就拿贴膜商贩而言，他们只有一张板凳、一包手机膜，城管一来，小贩撒腿就跑，法律规定城管不能追逐小商小贩。如果没跑成，小商贩就开始耍无赖。“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一包手机膜是他们仅有的财产，他们死也不愿意被执法没收。”吴天明说。

　　吴天明羡慕的是交警，“你看交警处罚的都是开车的人，处罚时撕张条子，不会把车没收。我们不行，我们要没收违法工具，但这些工具又是商贩谋生的东西，他们死也不会给我们”。

　　有一次，一名占用天桥人行道摆摊的商贩和吴天明急了，吴天明好言相劝：“你在天桥上做买卖违法，影响公共交通，这样，你把膜给我，保证以后不在天桥上影响交通了，我下了天桥给你。”商贩不听、不信、不同意。吴天明又说，“你要是不把东西给我，天桥上其他商贩以后就没有顾忌、为所欲为了，更难管理了”。僵持不下，最后小商贩趁吴天明不备，抡起马扎要袭击吴天明的后背，幸好在场的其他人帮了吴天明一把。

　　“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处罚追究的权力，涉及到小商贩违法经营，比如卖东西缺斤短两，讹诈路人，这些纠纷我们都管不了，只能报119帮着协调。如果涉及到商贩经营问题，要归工商部门管理”。吴天明说。

　　2012年，吴天明希望自己的工资涨上去，能多一些休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