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

痛心疾首发冲冠。

忆往昔，

梦里魂肠断！

这是我多年前清明节上坟祭母的一首诗《十六令·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母亲逝世的1968年，屈指一算，转眼四十三年了。我也由一个不瘖世事的青年，不觉已步入天命之年。民间流传：要知父母恩，怀里抱子孙。没有走过山路的人，怎么知道平川的好处；没有经过冬天的人，怎么能够体会春天的温暖；没有受过苦难的人，怎么能够懂得人生的幸福？没有养儿育女的人，又怎么能够真正理解“父母恩情比山重”的道理！

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似乎很多事情都因为时间的流逝，已经慢慢地淡漠了，甚至完全忘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平民服饰，苦难经历，如刻蜡板似的，深深地留在我心灵的记忆里。摧我奋进，教我自强，令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立志做一个有用的人。从母亲弥留人间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出了母亲的期盼。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农历十月一，腊月三十上坟祭祖，千百年来，都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风俗。每当这天，我总要千方百计地排除一切干扰，领着两个儿子上坟。铲土、修墓、上香、点蜡、烧纸、磕头，一点儿也不马虎。不知什么原因，每次头没磕毕，我已泪流满面。母亲清瘦的背影和苦难的经历，如一幕幕清晰的电影便重现在我的眼前，似一把把无情的利剑，一次次刺痛着这颗永远癒合不了的心。我一次又一次的扯声大哭。

我的妈呀－－我那苦命的母亲！

我的母亲名叫边青贤，1906年出生在渭城区周陵镇东石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父亲原籍钓台镇西张村庙巷子一个姓朱的殷实家庭。后来因故亲换亲来到了陈杨寨办事处段村小堡子扎了根。虽然名义上段村的门户很大，但对我的家庭，在那个排外之风甚盛封建色彩极浓的乡下，我家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户。在家族式的大门户里，自然是被人下眼观的。母亲嫁到这么一个家庭，不用说已经掉进了苦海，也注定了她苦难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一生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两女。其中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了。一个是很小就得病死了，一个是长到七、八岁时和小朋友藏蒙儿被炕坯塌死的。母亲临死时还念念不忘地说：她没有女子的命，显然，这是母亲一生的痛。后来，有幸奶了城里学道门外开木场老马家的女儿，这就是享誉西北的秦腔名家――我的姐姐马友仙。了却了母亲一生没有女儿的心愿。这大概就是母亲临终能够含笑九泉的真正原因吧！

五个儿子中，我排行老四。

民间常说：三踅、二阎王，老大怕婆娘。其实这只是一句民间传说罢了。在我们家里，三踅二阎王似乎是没有的。老大怕婆娘的事，母亲常常对我说：“婆娘歪了，能护住男人，顶住家！”。

我家本来底子薄，家又穷。大约在上一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初期，老大就搬出去了。老二刚一解放，跟着第一批自愿军当兵走了。老三在西安交通学校上学。我和老五在家读书。老三虽然在西安上学，不叫家里负担，但他还是从学校里当了兵。转业后又上西安公路学院中专，毕业分到了陕西省公路局工作。　　其实，让母亲寄希望，真正放心不下的还是我。1958年秋天，我刚从段村学校毕业，上了羊村庙完小。那时，正值大食堂的当儿。民间流传：进了食堂门，稀饭一大盆，勺把饭一搅，浪花打死人。家里离学校虽然只有四五里路，但都是弯弯曲曲的土路，母亲又是小脚，不管刮风下雨，冬寒夏暑，母亲一天三顿饭都得给我送。特别是遇上下雨天，她总是踏着泥泞的土路，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走在凸凹不平的泥水里，如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一样。凭着她一生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一只手提着饭罐罐，一只手拿着菜盒盒，一步一步如量路一般向前移动。记得一个下雨天，我远远望见母亲送饭的身影，心里不由得一颤。我鼓足勇气，拼命向母亲跑去。我多走一步，母亲就会少走一步。走近一看，母亲两腿和前襟沾满了泥水。一问，才知道刚过陈杨寨下坡时不小心滑倒了。我顿觉一根无形的闷棍在我头顶猛击了一下，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望着母亲那双小脚，我默默地接过母亲手中的饭罐，母亲打开菜盒。母子双方站在雨中，我便狼吞虎咽般地吃完了饭。我伤心的连母亲都没敢再看一眼，鼓着百米赛跑的勇气，一口气跑回了学校。我一进教室，没有和同学们说一句话，悄悄地爬在桌子上，完成了老师布置的数学题，又开始预习下午老师要讲的新课。说句实在话，从此以后，虽然当时人们的口号是“为革命而学习”。但在我的心灵里，暗暗地埋下了“为母亲而学习”的种子。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看到去年五月贾平凹先生题名，梁澄清、峭石、杨焕亭、王海、张世民及文兰、安剑英先生作序，长达80万字，反映咸阳民俗文化的《老咸阳》时，我顿悟，这大概就是这颗种子终于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望着母亲慈祥而憔悴的遗容，我想：《老咸阳》一书既是我奉献给500万咸阳人民的一份厚礼，也是我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祭奠。我曾在《老咸阳》里这样写道：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怎麽能够真心善待朋友，又怎麽能够热爱祖国？于其说他是个人，不如说他是个畜牲！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我在1998年元月曾经出了一本《董学武诗集》。当时，我写了一篇四言八十句的《祭母文》。其中有这么一句：含冤十载，人鬼才分。我怎么也想不通，大约20年前，我的母亲不知因什么原因被人为的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从此，母亲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发言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被强行剥夺了一个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人的权力。同时，也使我们子女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多年的黑锅。致使我在学校一直入不了团，返乡入不了党。我曾在村上两、三次写了入党申请，均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直到1994年，我终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一名光荣的民盟盟员。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因祸得福吧！但是，母亲为什么能够戴上坏分子的帽子？究竟这是谁的错？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心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听到了村上不少人的议论。但我那时还在咸阳二中上学，是是非非，不甚了解，我感到无所适从。《诗集》出版时，究竟写成“含冤十载，曲直才分。”还是“含冤十载，人鬼才分。”感到十分棘手。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便毅然决然，于1997年年底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也就是《诗集》出版前夕，我和本村思诚兄坐在一起，推心置腑般地谈起了我的心事。我问：“思成兄，咱俩都是读书人，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了却咱们父母之间的一点儿恩怨，您觉得合适吗？”其实我问这句话，是鼓足了很大勇气的，用乡里人的一句话说“鼓了吃奶的劲”。因为这句话一出口，可能有两个结局：一是思成兄不理解我的苦心，反而适得其反，两个人不欢而散，结果成为终生遗憾。二是思成兄通情达理，和我能够心平气和地正视历史，心悦诚服的予以沟通，相互谅解给后世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这才是我想要的满意的结果，也是我俩共同的愿望。没出所料，思诚兄一听，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说了一句：“好、好、好，哥很佩服兄弟，你给我娘争了气！”

一听思诚兄的这一句话，我顿时一颗悬在半空的心，立马落地了。我更佩服思成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勇气！我便无拘无束地向他畅开了我的心痱。我说：“村上不少人说给我妈戴坏分子帽子的事，是我叔在小队群众会上宣布的，你回去把我叔和我姨问一下，我马上要出一本《诗集》，里头有这么一句：含冤十载，人鬼才分。真的是我叔错了，凭咱弟兄俩个的情面，我出书就改成含冤十载，曲直才分了。否则，原文就不动了，一旦书出了，就让文字去找原因吧！”我心甘情愿为母亲的这段冤情，耐心等待法院的传票。

转眼又到了礼拜天，我有幸又和思诚兄坐在一起，谈及到这个话题，我问：“思成兄，你把我叔、我姨问了没有？”“问了，问了。”思成兄略带难色地答道。

“那么，我叔、我姨是咋说的？”

“你叔你姨都说年代久远，一时好像记不清了。”显然，他说这句话，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思成兄，我把兄弟了解的情况，向您一五一十地汇报，咱弟兄俩好好交流一下。”我接着又说：“我先问了咱村解放后第一任工作队队长魏振先，他和我二哥是好朋友；又问了第一任乡长董正明，他是咱李家庄人；还问了现任书记孟正发和几个老干部。最后我才问了我大哥，我害怕他说的有偏见。结果，大家说的基本上大同小异，都说是因其他人的事情，我叔当时是咱沣西乡的支书，在村小组大会上口头宣布的。”听了我的话后，思成兄似乎面带愧色地说：“学武，哥是很佩服你的。一是你要原谅你叔没有文化，二是你要知道你叔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太深……”

“停－停－停！”没等思成兄说完，我马上左手心向下，用右手食指作了一个暂停的动作说道：

“走，走，走，思成兄，不说了，咱弟兄两个吃刀削面去！”

就这样，一碗刀削面，轻松而愉快地了却了我们父母间的这段恩怨，结束了这段令人不堪回首沉重的历史。我又跑到母亲坟前失声痛哭了一场。不用说，《诗集》里《祭母文》的“含冤十载，人鬼才分”自然改成公布于众的“含冤十载，曲直才分”了。也顺应了古人“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民间古训。

直到前几年我叔去世时，我还去灵堂前上了三根香，磕了三个头。母亲戴上坏分子帽子，无疑是我们全家人的灾难，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刻骨铭心的创伤。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经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食堂”、“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的反复折腾，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的因素。我母亲就是在这个黑色的年代，灾难悄然落在了她的头上。一天上午，我和母亲正在家里吃饭，突然一伙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院子。领头的是大队一位干部，带着对门“白糖”老汉和村上一位年长的老嫂子，后面跟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我家当时很穷，虽然后院盖了三间倒交口厦房，但头门、二门、房子门都没有。如街道一般。前院靠西墙堆放了十几捆玉米杆。白糖老汉径直跑到玉米杆旁，弯腰掀开了几捆玉米杆，发现里边竟然藏着半洋面袋子麦子。那位村干部如麦哲伦发现了好望角，楚怀王得了和氏璧，大声狼吼道：“哼！成天喊叫没啥吃，把粮食藏在这儿，这不是破坏党的粮食政策是啥？！”母亲一看大祸降临了，赶紧凭着她那双小脚，东摇西摆地奔了过去。边走边喊：“冤枉－冤枉－冤枉－”那个村干部双眼一瞪，大声叫道：“啥？冤枉？贼做的圆哈哈的，有啥冤枉的？马上开社员大会！”

我那时才是一个虚岁十四岁的学生，从未经过这种场面，吓得我哇的一声哭了，死活拉住母亲的后襟不放。那位村干部上去拉开我的双手，使劲往后一抡，嗵----的一声，我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竟然在地上睡着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回想起当时可怕的一幕，不由得打了几个冷颤。我暗暗在想：这不正是语文课本上刚刚学过的狗腿子保长赵四虎吗？后来，我才听母亲说，给她戴坏分子帽子的事是我叔在小队群众大会上宣布的。那时，我叔是乡上的支书，那个时候的群众奴隶性意识很强，谁也不敢去当面问个青红皂白的。

毛主席说过：“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母亲戴上坏分子帽子后，从此，再也没有在人前说话的权利了。一股莫名的闷气，深深地窝在了母亲的心里。一种何时才能申冤报仇的欲望，折磨得她常常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坐在炕上长出短叹。人常说：“人活一口气”。今天回想起来，母亲后来得的肺癌，不能说与戴坏分子帽子没有关系。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每次上坟祭奠母亲，便不由自主地长跪不起，泪流满面的原因吧！多年后的今天，我仔细一想，母亲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年头，实在想不出个出头之日的办法。一天晚上，母亲坐在灰暗的煤油灯下，自言自语地说：“妈的这口恶气啥时候才能出啊！这个冤啥时候才能明啊！”望着母亲一脸无奈的神色，我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从此，一颗为母报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年幼的心里，我非把书念成不可！

自从母亲戴上坏分子帽子以后，一个亲手把儿子送上大红马，戴上大红花参加了第一批志愿军的“光荣之家”的军属母亲，一夜之间竟然神话般地变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究竟是谁的错？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原因是什么？我怎么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母亲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之后，忽然得了一种怪病。一旦听到大队高音喇叭的声音，吓得浑身就打冷颤。这分明不是去派出所开会，就是去扫街道，或是上级哪个怪物要来队上检查。或者召开大队群众大会，又要批判斗争谁了，母亲都得站在台子底下接受教育的。有一天，我从羊村庙学校放学路过大堡子北巷子，发现一家的土墙上一字儿挂了五六个小木牌子，上面写着一个个戴帽子人的名字。当我一眼看出写有母亲名字的牌子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犹如五雷击顶似的，一下子几乎昏倒了。我强忍着刺心的痛苦，不知不觉间右手伸了上去，狠不得一把扯下来。但冷静一想，我还是把伸过去的手，慢慢地缩了回来。回头一看，四下没人，我低头悄悄地走开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亲既然戴上了五类分子的帽子，而每一次五类分子去派出所开会都是大队喇叭通知的，但每次母亲回来却说：“人家派出所说就没有叫么，你跑到这儿做啥来了?！”在哪个吃人不留骨头的年头，这句话只能背地里在自家屋里说，谁还敢叫队上干部听到呢？要不，新帐、旧帐一起算，大祸又要临头了。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留下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阴影。我长大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怕肝胆涂地，我也不能叫母亲平白无辜地受人欺侮。这是我今生立志要做的，也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默默地在母亲的面前立下了这一条誓言。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66年5月，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了。紧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开始了。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在咸阳二中（今咸阳中学）怀着胸中不可压抑的怒火，毅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卫兵，和同学们一起举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了学校“中美合作所”式的集训班，连夜坐火车奔向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我有幸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6年8月31日下午5点40分一次；10月1日上午10点正一次。我在北京还没有回来，似乎就预感到母亲出头之日就要到来了。果然一到家，母亲见了我头一句话：“社教工作组在大会上把帽子卸了！”我心里一酸，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啊！还是老天有眼啊！母亲终于煎熬过了漫漫的黑夜，渡过了茫茫的苦海。无意间，我抬头望了母亲一眼，她竟然双手撩起了衣襟，不停地擦着眼泪。我顿感心都碎了。无疑，历史终于还了母亲清白，也还了我们子女们一个公道。记得，1968年年底的一天，生产队一年一度分红的日子到了。吃罢午饭，人们如大食堂排队似的一齐涌向了公布栏前，睁大眼睛寻找自家的帐目，心中的酸辣苦甜，各有千秋。有的人一看就走了。有的看了一遍又一遍，似乎觉得不对劲，生怕自家的帐目有差错。有的干脆站在远远的。公布栏上的帐目是用红、蓝两种颜色写成的。蓝色的是分红户。红色代表的是超支户，即欠帐户。自然挤在前边的人，大多是分红户了。我家人口多，加上当兵、上学的，属于年年的超支户，是用红色公布的。我只能自觉地站在远远的遥望了。看着分红户一个个笑逐颜开的样子，我的心里本来就不是滋味。突然，从公布栏前的人群里传出一声妖气十足的讥讽声：“把帐背到阴司去咧！”我一听，就知道说的什么，立马肺都快气炸了。因为我的母亲是去年去世的。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们忽的一片眼光如箭一般射向了我。我顿时脸红心跳，扭头悄然离开了现场，默默地走回了家。自古道：人兴有钱的，狗咬穿烂的。

我暗暗地憋了一口气。心想，人常说的狗眼看人低，大概就是这个吧。从此以后，苦难的日子虽然折磨了我的身体，但却磨练了我硬折不弯的性格。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队的帐还清。其实，那时我家仅欠了生产队631.19元，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但在那个年头，竟是个天文数字。我甚至决心要还一辈了，但非还清这笔帐不可！

我曾在不少地方用文字公开承认：别人问我出身是什么？我都会坦白地说，大年初一拉尿的，麦茬地里睡觉的。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正在我困惑怎样才能把这么多的帐还完的当儿，一天我在头门口蹲着吃早饭，队长董志道来了。他一见我便开门见山地说：“全大，我想叫你给队上拉尿，隔三岔五的到国棉二厂豆腐坊和祥盛永酱园，拉几趟豆腐渣和酱渣。”他边说边圪蹴在我的身旁，似乎怕我不理解他的一片好心。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又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好模棱两可似的说了一句：“这个……叫我先跟你姨商量一下，黑咧过去给你个回话。”说句老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儿思想负担。一个堂堂的咸阳二中高六六级毕业生，段村大队名符其实的唯一一名高中生，不管怎么说，也是全省重点中学念出来的。并且又是三中教过书的教师，怎么拉得下面子，屈身拉尿呢？说没有一点儿思想斗争，那根本就是一句假话。队长从我犹豫不决的眼神和谈话中，好象猜透了我的心思。他说：“我叫你拉尿，又不在地里做出力活，省得人寻事；又能挣个大工分。早早把队上帐还了，一来叫我婆死了眼能闭下，二来你也再不会看谁的脸色。我看你身单力薄的，我是替你着想的。”队长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有啥说的呢？我便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常言道：凤凰落架不如鸡，虎落平川被犬欺。这句话果然在我身上验证了。一个鹅毛大雪的早晨，我拉着尿车在国棉七厂公厕一勺一勺地刮满了尿。一步一滑地吃力的沿着西兰公路，过了渭河大桥。刚到陈杨寨西门外，偏偏碰见了我的两个学生，一直由陈杨寨把我跟到村南地头。并沿途不停地奚落我说：“这会儿咋不批评我咧些？”是的，这会儿我已经不是教师了，哪里有权力批评人呢？这个学生的话，如一把带血的刺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面对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我只好忍了再忍。除了伤心，还是伤心，除了自责，还是自责。难道我还能发火吗？我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要为母亲争气，人生的路还长着呢！几十年过去了，这块心头上的伤疤似乎至今也没有癒合。但却无形中成了我后来做事的动力，也无疑成了我多年后写成《老咸阳》一书不可或缺的精神原子弹。

为了快点儿还清生产队的那笔帐，我几乎不顾一切的不分春夏秋冬，风里来，雨里去，拼死拼活地干。乡里人说，穷到街头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那时不少人见了我，如躲瘟疫一般。连在公社当干部的一个学生，是乎也相见不相认了。有一年大年初一，有人说他家的尿缸满了，我早早地吃罢饭，赶紧拉上尿车去了。村上一个老汉看见了，小声说：“这娃有攒劲，能立起能圪蹴下！”和我搭帮专门上尿的是村上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论年龄，我小他很多，论辈份，我是长辈。拉尿和上尿，是我缘父两个的专利。他原是国民党四川部队的一个兵，凭着他爷的朋友关麟征的关系，任了一个较为体面的差事。后来起义归家，不料，弄丢了起义证，居然成了历史反革命。在长期的密切交往中，我知道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可能就是我第一个知心朋友和老师吧！我的另一个知心朋友和老师，就是那年夏天在麦茬地里和我日夜看水的，即那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长辈。不经意间，他为我写《老咸阳》一书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竟然一天晚上，我听着他讲故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觉醒来，才发现自己枕着铁头铣在乱葬坟里睡了一夜。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种菜的地方，连住几年，队上的收入都很高，在整个咸阳市都是出了名的。外地的姑娘一旦嫁到了段村，犹如今天的女大学生嫁给了洋人。其中有一年，一个劳动日，即十分工就分了1.61元。三下五除二几年就把生产队的帐还清了。我如新中国刚建立的工人、农民一样，一下子站立起来了。这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迫不急待地一口气跑到母亲坟前，深深地磕了三个响头。母亲是1967年因肺癌去世的，母亲的不幸去世，自然伤透了我的心。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临时凑合着买了一副很薄很薄的松木棺板，将就着把母亲埋了。这件事情，成了我终生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也是我每次上坟祭奠母亲失声痛哭的一个原因。那时，正值咸阳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当儿，一天到晚枪声不断，子弹不时带着尖锐的哨声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有人说：母亲是叫武斗吓死的。其实，我心里明白，母亲是连气带劳累死的。

自从母亲戴上坏分子帽子之后，内忧外患的巨大打击和压力，几乎完全摧垮了她一向刚直不阿的抵抗力，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个人，病魔也悄悄地向她袭来。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当我还在本村小学上学的时候，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先和村上的小朋友不知玩了多长时间，进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还坐在昏暗的棉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纺线。伴随着一声声“吱－吱－”有节奏的纺线声，我偎在母亲怀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了自己是在炕上睡着的。这时，我才觉得肚子饿了。母亲站起身来，从馍笼子里摸出几个长了白毛的菜蛋蛋馍，用开水一泡，母子俩就着黄菜，算作两当一的一顿美餐。这天晚上，母亲熬夜纺了几捆棉花眼子，为了什么？为的是维持一贫如洗的苦日子。

1960年－－1962年，三年精食困难时期，我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青黄不接的困慌二、三月，人们饿得半夜去偷生产队的玉米、麦子和棉花。人常说：饭饱生愚事，饥寒生盗贼。民间流传：偷一升，是英雄；偷一斗，红旗手；偷一担，是模范；偷一火车皮，能见毛主席。不偷不逮，饿死活该。不过那个时候的偷，一是只偷生产队，不偷私人的。二是为了维护生产队的利益，有人竟然六亲不认的。一次，邻村一个人偷我小队的谷子叫人拉住了。一看，还是我村的外甥，但也少不了吊在村口皂角树上一顿饱打，后来才托人保回去了。我从没听说谁家把东西丢了，更没有见过有偷娃的事情发生。可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的俩个儿子，就是没人管，自小在家门口自已耍大的。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在咸阳二中上学期间，母亲背着全家人在咸阳火车站要饭。这还是多年后我从同村与母亲一起乞讨的几个长辈嘴里知道的。现在一提说起来，心里就难过。

母亲眼看着人家都偷，自己却带着坏分子的帽子，不担不敢偷，还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不是开社员大会斗争，就是叫去打扫街道。即所谓劳动改造。人都说，饿死胆小的，憋死胆大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不但害怕学校知道了开除，而且又拉不下脸皮。看着母亲左右为难的脸色，东家一升，西家一升，借面、借粮的艰难，我的心里难受极了。一天晚上，我不知道那里来的一股勇气，竟然跟着村上的大人摸黑沿着高一脚低一脚的乡间土路，半夜跑到二道塬上偷了一次红芋。又连夜跑到九子滩偷了一回棉花。看着母亲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如抗美援朝打了胜仗似的自豪。

一听母亲得了癌症，我和三哥心急如焚。没停雇了一辆架子车，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火车站，两毛钱坐火车去了西安。经西安市中心医院又一次确诊，三哥只好没来及等我，八块钱顾了一辆三轮赶紧把母亲送回了家。我在医院找不见母亲，一打听，才知道母亲已经回家了。我只好步行五十多里，天黑才到家了。

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肺癌疼痛得她常常不想活下去了。甚至一头直向墙上碰。听说止疼最好的药叫杜冷丁，咸阳的医院都没有。有人介绍说西安医学院附属一院有。我又借了一辆自行车，一口气跑到那里。胡乱冒打听。幸亏碰上了一个姓杨的大夫，据说是咱咸阳店张镇人，本来不见人医生是不能随便开处方取药的。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杨大夫破例为我行了方便。但每天最多只能买两支。没办法，我只好一天一趟，天天往返在西咸六、七十里的公路上。这样大约煎熬了一个多月，母亲终于走完了她苦难的一生。说句实在话，我也累得实再不行了，母亲临去世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自言自语地说：“我看我娃咋归家……”我唯一能够回答母亲的，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就这样，我和母亲在默默无语中分手了。我用颤抖的双手从母亲的前额自上而下地扑了好几遍，她才慢慢地合上了双眼。我“哇－”的一声爬在炕上昏倒了。

今天，母亲虽然早已离开我们了。但唯一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刚一诊断出癌症时，我赶紧借了七毛钱，在照相馆给她留下的那张一寸黑白像片。而母亲留给我们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

在我出版《老咸阳》一书时，为了怀念母亲，我含泪刊登了我写的一首长达四言八十句的《祭母文》，算做我对母亲苦难一生的祭奠。母亲英灵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祭母文

清明时节，细雨断魂。三十载整，眨眼一瞬。

携子祭母，挥泪老坟。雨水泪水，湿到脚跟。

一把黄土，与我同温。相对无言，追悔以寻。

原籍周陵，魂归段村。平头百姓，一介草民。

含辛茹苦，终生辛勤。人累心累，久病缠身。

远近求医，踏遍三秦。酸辣苦甜，溯源究根。

眉高眼低，能忍则忍。人背影黑，谁人问津。

含冤十载，曲直才分。痛心疾首，呜呼母亲。

悄然长逝，念念至今。寿终六旬，千古遗恨。

生下五子，排四我身。一贫如洗，未留分文。

目不识丁，菩萨之心。任劳任怨，友好睦邻。

养家糊口，泪洗衣襟。车站讨饭，几次饿昏。

为我上学，苦水喝尽。望子成龙，叱咤风云。

我不争气，未遵母训。不想如意，不愿当神。

愿留清白，点石成金。五十知命，白发两鬓。

粪土名利，忧国忧民。目击沧桑，冷眼红尘。

在天之灵，我的母亲。望眼欲穿，昏昏沉沉。

何时相见，我的母亲。祝您安息，告诫子孙。

夹起尾巴，学会做人。良心常在，但愿清贫。

养育之恩，情似海深。母亲懿德，代代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