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出席龙耳东《大唐太子李建成》座谈会的邀请，还忝列“历史学家”之座，不胜惶恐。我只是普通的史学工作者，并非专家，对唐史仅粗知皮毛，评点《大唐太子李建成》实在“未够班”。不过，在网络上倒是同“龙耳东”久已神交，知道他是名校北师大中文出身，早就是丰产作家了，多年来还活跃于史学界。他的文学作品、历史学术作品大有可观，这才是文史双栖的专家呢！他的新作《大唐太子李建成》在网上连载，是点击率最高的历史小说之一。我乐意以读者身份讲几句。
 我是在网上看《大唐太子李建成》，时间所限，只选读些章节，但我已经很享受，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有这种感染力！
     首先，龙耳东有史识。他独具的历史眼光，投射在中国历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时空：时间——唐初武德九年；空间——唐宫玄武门前，当朝太子李建成被亲弟李世民设伏谋杀，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成了唐太宗，他所谓的政绩与定格为清明盛世的“贞观之治”连结一起。一千三百多年来，他被视为一代明君。即使有人——甚至包括几个皇帝——对玄武门事件和李世民其人有过拷问，也不断有学者揭开这宗血案，追究背后的实质，甚至指出“贞观之治”可能是封建统治者的自娱自乐。但是，都没能改变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文艺百花开放，“戏说历史”也是其中一朵，但是，几乎所有唐史作品都是继续对李世民三呼万岁，继续冲淡“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和哀号。这并不奇怪，我们一直在接受官修正史的文化遗产，一直在接受“正统”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指导，我们的历史观一直规定为单向线性思维（成王败寇论即是范型）。
    《大唐太子李建成》不是赶“戏说历史”的时髦，他把历史的“美好”和“当然”撕开，让人们看见真实，不得不在失败者大唐太子李建成面前默立和沉思。这种艺术震撼和社会效果，其实是对时髦的逆反，这需要别具史识和胆略。
 
   但是，这太难了。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作品，官修正史尽量把不利于胜利者的痕迹洗净，把失败者弄得更加不堪。要在丛生的乱象、颠倒的是非之中清理出真相，只有见识和胆量并不够的，还要有相当的文学素养和史学根底。龙耳东为了理清真相，积数年之功，拜在好些史学名家门下。《大唐太子李建成》不但是小说，更是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厚积薄发。他挖掘出历史真相，就找到了最深厚的写作源泉，一反时下历史戏说歪曲历史、杜撰情结、强史就文就戏的通病。我看这就是大家都渴望《大唐太子李建成》著作和影视尽快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吧。
 
  现在研究这段历史的基础性史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官修史书，俱修于唐后，所据唐代的史料多是当时史官承顺李世民的旨意做了加工篡改，尽量诋毁李建成，多方回护李世民，使“玄武门之变”合理化，李世民的上台合法化。即便是这样，也未能遮盖李建成在唐初的历史地位。例如：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嫡长子，李渊起兵反隋，全委李建成保护家业和宗族，责任重大，建成和弟元吉摆脱隋朝追捕，引兵驰援太原，史称“建成至，高祖大喜”，李建成对奠定胜局起关键作用。在唐朝建号的武德元年，李渊就立建成为太子。建成长期辅佐李渊确立唐初大政，参赞军务，统兵征伐，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显赫军功。高祖把他留在东宫，使他娴习政术，许多军国政务都委决于他，又委任一些重臣辅助他，李渊从来没有废长立幼、改换储君的实际谋划。李建成多次制止元吉加害李世民的行动，以致元吉明说“我这样做不就为了你吗！”，但建成仍不许。对这些基本事实，各史均无异词。至于杀他的依据，也只是好田猎、收罗恶少、淫乱后宫之类的浮词，以及酒毒秦王李世民，令他呕血数升的近乎笑话的编排。这些修修补补的历史，有如破损的高档时装，即使华美，但毕竟有纰漏，字里行间总遮盖不住李世民的险恶心机，他久存夺嫡之心、抢权异志。他早就谋划收买人心、扩大地盘、伺机而动，他同后宫得宠姬妾的矛盾表面上是权益之争，但结果是唐高祖李渊的“诏敕不行”，唐秦王的“教命州县即受”。臣下都深知“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李渊也哀叹：“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其实，那班“读书汉”也指望依靠秦王身荣子贵，他们早就密谋策划快点把秦王推上帝座，以免失去机会，将来无得捞，“窜身草野，不得居王左右”。他们杀戮的理由很简单：“为存社稷，大义灭亲”，而李世民是“然其计”；至于“玄武门之变”，《旧唐书》是说秦王预先在玄武门设伏谋杀是“至玄武门自卫”。李渊听到二子死讯，居然还说出了不是人说的话：“善！此吾之夙心。”高祖让秦王继位时，秦王还推辞了几次，这场面简直是作秀。可见正史多方为此事弥缝，但总不能完美，连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也看着不顺眼。待到他坐稳帝位，觉得略微说些真话也无碍时，他一面重弹“安社稷，利万人”的老调，一面指示史官执笔，不必“有隐”，“宜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但是，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傻瓜史官敢用自己的脑袋试试刀锋呢！
     唐灭之后，从宋朝开始，历代的史学家从混乱扑朔的史料中，陆续把真相清理出来，已形成了定论，在此我也毋庸多嘴了。《大唐太子李建成》书中的观点，其实就是史学家认证过的观点。换而言之。《大唐太子李建成》是以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史学家的论点，还原了李建成这个失败的仁者英雄形象，龙耳东堪称第一人。他以深沉的历史修养，加上文学塑造，生动传神地还原了李建成的血肉之躯，展示是出唐初的历史场景，他在人文学科其他方面的素养，使他能够对各个复杂的人物和纷繁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真实的组织复原、丰富和提炼。悲剧，令你不忍卒读；宏壮，令你不忍释卷。诚如龙耳东的声明：“这是文学，不是历史。但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就难免有粉饰或者歪曲之嫌。而文学却可以在艺术的前提下做到真实。”
     我很欣赏《三国演义》的开头词：“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我们今天不必为中国历史上不可胜数的宫廷政变争个面红耳赤，更不要袭用封建史家的笔法指斥某人“弑兄囚父”。但是，作为史学成果或者文学作品，它都有教化的功能。当今社会转型，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教化的正面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皇位传承的立法原则。明初，燕王朱棣兴兵攻入北京，颠覆已经登上帝位的侄儿建文帝，要方孝孺草拟诏令。方孝孺就是不买账，朱棣以诛灭九族威胁，方孝孺表示即使诛灭十族也不就范。朱棣果真诛灭他十族八百多人，行刑七日。方孝孺拼捍卫封建法统，死了那么多人，有人评说他是“腐儒”；有些学者揭开“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内幕，也被抨击为“迂腐”。当权者随意拿捏法律的国家重器，而大家又热衷于“玩法”，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摆脱这种法文化的负累，其路漫漫，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大唐太子李建成》这类振聋发聩的好作品，“倒逼”人们对传统做深沉的反思，其学术贡献和社会功能也不容低估。
 
 （根据广东政协常委、广东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