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研行

　　科技日报记者 张显峰

　　编者按 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无疑，这是一个农业大国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但这条路该怎么走，仍然需要探索。好在杨凌为我们率先打开了达致这一目标的大门。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光要靠科学技术，它更有赖于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和生产力的高度解放。杨凌作为国家唯一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通过多年的探索，让人们看到了农业科技体制机制突破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深刻变化，也看到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路径。这篇通讯，以充分的事实讲述了杨凌人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变迁，特此刊发，但愿有益于更多的探索者。

　　看得出，法蒂亚离开杨凌时有些不舍。

　　10月16日，这位埃及农业部副部长访问中国唯一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参观现代农业示范园之后，她对与其会面的杨凌示范区领导表达了她的“非分之想”：除了引进杨凌的科技成果，更希望引进杨凌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

　　作为“中埃农业科技合作”的中方具体实施单位，杨凌让她“感到兴奋”。这个尼罗河流域最古老的国家，同样以农耕文明著称，同样拥有先进的农业科技，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轻易让她兴奋。

　　在杨凌，法蒂亚究竟看到了什么？

　　国家使命下的自我变革

　　“杨凌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变革才可能实现国家赋予的使命，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打造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高兴、惊喜、振奋。”200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杨凌视察工作，对所看到的一切，这位主管科技的领导人以她惯有的真性情连声赞叹。

　　科技部调研组在杨凌几次调研之后，也作出这样的评价：“杨凌是国家示范推广现代农业的先驱者，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先行一步的探索者。”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的小镇，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由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和陕西省共建。它被赋予的使命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探索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十几年来，它的贡献可以通过这样一组数字直观感受：目前在全国农业科研成果中，只有20%左右实现了转化，而杨凌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达到47%，转化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过2000亿元。

　　但作为改革者，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更看重的是杨凌开启了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和机制的真正改革。“杨凌冲破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制的桎梏，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他对自己主政杨凌13年所做的探索如是评价。

　　“我们的确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十几年的耕耘，张光强却有另一份沉重，“但13年前国务院交给杨凌示范区的任务，即带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任，还远没有完成。”

　　正当外界对“杨凌模式”充满好奇，并争相学习之时，杨凌的决策者却开始反思。一场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让杨凌人感到，杨凌仍没能完全跳出中国传统农业的怪圈，农业生产规模小而分散，大规模的高科技、高效益的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尚未形成。杨凌在为外界源源不断贡献科技成果的同时，自己的田地仍然“灯下黑”。

　　“杨凌示范区设立之初，现代农业的发展还没有提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十几年后，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已经到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阶段。因此，对于杨凌示范区来说，10年前重点是农业科技成果示范，现在应该是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梁宏贤说，“杨凌示范区要在现代农业上为国家做出探索。”

　　一场波及整个杨凌示范区的变革开始迅速推行。

　　杨凌决策者决定拿出8.3万亩的全部耕地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让大家一到杨凌，就明白什么叫现代农业”。

　　杨凌示范区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学者负责起草规划，邀请上海、北京等地院士参与讨论，管委会领导还亲自带队外出考察……

　　对于这场变革的速度与力度，杨凌区五泉镇斜上村村委会主任任让席深有感触：他曾带领村民赴山东寿光考察，连夜动员农民签协议；2009年春节，他在设施农业建设工地度过；晚上在路边拉起路灯干活，连灶台都搬到了地头……

　　如今，规划的现代农业创新园、国际农业科技合作园、现代农业企业孵化园、种苗产业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探索园、农产品加工园和物流园等覆盖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8个园区，已经建成一大半。

　　杨凌的这场变革，与国家赋予它的新使命不谋而合。就在杨凌示范区刚刚过完它第一个本命年，今年1月1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继续办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若干政策的批复》。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杨凌要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力争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使杨凌示范区发展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中心、农村科技创业推广服务的重要载体、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的重要基地、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杨凌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变革才可能实现国家交付的使命。”梁宏贤说，“我们一定要通过经验创造、体制创新和改革尝试，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打造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土地流转激活“第一生产力”

　　“让农民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的枷锁，释放了土地和科技的潜能，注入了市场的活力，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斜上村村委会的一间平房里，任让席从抽屉里抽出一本卷了边的册子，全村的土地流转使用情况一笔笔记得一清二楚。58岁的他，也是斜上村一个特殊银行——土地银行的董事长。

　　打开账册，银行账户里共存有462亩地，其中租给赛德公司140亩，剩下325亩，本村132户农民和周边村5户农民承包。“每亩700元，每年5月20号承包户交钱，7月1号准时给农民兑现。”任让席介绍说。

　　这正是杨凌的变革尝试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中国农业和农民贡献了丰硕成果和巨大实惠，然而，要想规模化发展现代设施农业，靠一家一户分散的土地则根本无法实现。对人均只有半亩多地的杨凌来说，同样如此。

　　2008年伊始，杨凌开始探索在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发展现代农业的体制机制，成立土地银行，推行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5种土地流转模式。

　　农民以每亩700元的价格存入本村的土地银行，企业、本村农民、外地农民或农业专业合作社再以每亩700元的价格从土地银行租用土地，用以规模化经营。这样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但获得了和自己种地的同等收入，而且如果愿意的话，还可在原来的土地上打工又增加一份收入。

　　村上成立土地银行以后，斜上村村民李孔茹把自家3亩多地全种了猕猴桃，还从土地银行租地搞了3个大棚，不出村，他们家一年就能收入七八万元左右。丈夫参加区上的技术培训班，成了土专家，不但负责指导自己村100多个大棚的技术管理，还和很多有经验的农民土专家一起走出杨凌，成了现代农业示范推广的大拿。

　　撒全库是大寨乡西小寨村绿百合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思路和李孔茹不同。他从村里的土地银行租来土地，然后又以原价流转给村里的农民，但是种什么，怎么种，都由他统一安排，统一采购农资、统一选种、统一播种、标准化生产，并请西农大的专家教授包括技术员，给农民免费技术指导，最后统一包销，一包到底。于是，在他这里，农业实现了产业化规模和标准化生产。

　　“以前农民和土地是分散的，这种体制下，国家虽然投入农业的资金很多，但是效果却不佳，集约化、规模化的服务设施难以做到，标准化、现代化生产难以形成，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更无从谈起。”梁宏贤说，土地流转让农民摆脱了传统小农经济的枷锁，一个个“小舢板”组成了“航空母舰”，释放了土地和科技的潜能，注入了市场活力，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提高了效益，这就是现代农业。

　　2009年杨凌转变农业投资方式，捆绑国家投入农业的8000多万元资金，集中用于大棚设施、信息化、通水、通路，建设农业基础设施。这同时也节约了土地经营者的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杨凌已经组建土地银行28个，流转土地2.4万亩，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200个，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近20家，带动农户6000多户。2009年，杨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44元，较上年增长21.3%，增幅创历史最高，居全省第一。

　　杨凌农业长期以来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一统天下的产业局面迅速被打破，初步形成了覆盖研发、种养、加工、物流等全产业链的蔬菜、苗木、小麦良种、生猪和肉牛等八大类产业。

　　“这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灯下黑’的问题，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增加了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附加值和安全性，”梁宏贤说，“我相信这种变革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外来的人是看得见、学得会、摸得着、用得上、带得走的。”

　　职业农民扎堆“播种”现代农业

　　“他们善于学习，掌握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拥有较强的市场经营能力，推动农业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

　　“种田为吃饭，打工为挣钱。”这大概是眼下许多中国农村家庭过日子的模式。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孩子，有的随便种些“口粮”，实在没劳力的，承包地干脆就撂荒了。

　　可在杨凌，这个“黄金定律”正在失效。一大批农民，通过市场规律改变着“农业不致富”的铁律。

　　殷浩，曾经是律师，现在是农民。

　　这位大学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杨凌籍青年，两年前辞职回乡，经营起了农业合作社。

　　“我们把地租过来，然后再雇佣农民来种，给他们发工资，不用他们操心投入和销售的事情，只要把地种好就行了，现在我们搞起特色农产品之后，我们合作社农民的年收入由原来的2000多元，翻到了现在的10000多元。”殷浩说，“这还不算给他们的分红。”而原来一亩收入不到1500元的土地，在他手里一折腾就变成了超过十几万元的“金矿”。

　　如今，随着土地流转，像殷浩这样携着资本，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搞农业合作社的“职业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也有城里人，甚至有外省市跨区域投资者。杨凌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也开始回乡，到黄土里“淘金”。　　

　　“现代农业一定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它必然对农民提出职业化的要求，即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告别传统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和随意自在的工作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明确分工、标准化和执行严格规章制度的农业生产。”梁宏贤说，“与传统农民相比，职业化的农民更像是产业工人或者产业经营者，善于利用先进技术，充分地进入市场，反过来更能适应和推动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发展。”

　　在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创新园工厂化育苗馆，西安美庭公司经理唐生善介绍说，这里目前是西北地区面积最大、设施最为齐全、功能最为先进的现代化工厂化育苗场所，可一次性育苗90万株，满足各类用户的不同需求。

　　同样处于创新园的珍奇蔬菜馆里，利用无土栽培技术培植的蔬菜不仅带给人们新奇的感受，在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的当下，这种无土栽培和立体栽培技术，为将来的现代农业打开了无穷的空间和想象。

　　由于采用立体、多层栽培模式，大幅度提高空间利用率，其产量可达常规生产的5—10倍。在生产示范区，可以看到蔬菜工厂化方式生产的全过程。通过计算机系统对蔬菜生育过程的主要环境因子（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和营养液要素进行精确控制，实现蔬菜周年连续高效生产，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蔬菜栽培生产模式。

　　这显然非传统农民所能掌握。在这些现代农业实施和发挥效益的背后，早已融入职业农民的身影，他们正在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换取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人力成本的日趋减少和农业效益的提升。

　　杨凌如今正成批培养这样的职业农民。杨凌示范区建立了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并在龙头企业里设立了现代农业创业实训基地，为大学生、失地农民、返乡民工、下岗职工等搭建学习、实践和创业平台，培养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农业产业化带头人。本香集团的“猪倌黄埔军校”便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一个。

　　“农业进园区、农民进社区、生产有标准、产品有市场。”梁宏贤说，这不仅是他心目中杨凌农业的未来图景，也是现代农业社会的标准景象。

　　就在10月12日，日本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农业处于危机状态》的文章。作者以2008年的数据作比较说，中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与日本同等规模，但中国的农业家庭数却是日本的80倍，从事农业的人数是日本的100倍。文章认为，耕地的分散和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正使中国农业陷于危机。

　　文章可谓一针见血。只是不知，作者若有机会到中国杨凌走上一遭，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