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君 在中日关系的一片争议声中，筹备多时的东亚论坛还是如期举行了。参会人员多为中日韩三国学者、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政治因素所引发的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成为三国民间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和以往政治话题占主角不一样的是，由于企业界的关注，此次东亚论坛成为了一个中国企业与日韩企业对话的平台。参加论坛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天儿慧认为，“钓鱼岛事件”从经济领域看，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没有赢家，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为此都受到了影响。

　　主权在“溶解”

　　《中国经营报》：近期的钓鱼岛渔船事件令中日关系重新陷入紧张状态，这一局面对日本经济界、企业界产　生了哪些影响？

　　天儿慧：的确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但在同中国企业的接触中，我发现，在民间，多数人还是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保持良好的经济往来。东亚各国，地域相近，文化相似，经济相互依存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中日之间已经有一些紧密的合作机制，比如环境间的合作、传染病方面的合作等。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是属于个别领域的合作机制，需要把这些合作机制整合构建成一种多重的组织化的网络。

　　《中国经营报》：中国、日本和韩国一直在东亚经济中处于核心的位置，东亚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大趋势，中国和日本都在倡导东亚经济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中、日、韩三国微妙的政治问题是否在影响着这一趋势？

　　天儿慧：国家主权确实是很微妙的，但我们应该正视，在现在的环境下，国家主权所需要的不光是领土，还包括国民意识和国家利益，而国民意识和国家利益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出现变化。所以从广义来讲，这正是国家主权部分的“溶解”，我觉得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持续。

　　首先，跨国系统在流动。比如说中日合资公司或者是日韩合资公司、中韩合资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带来了过去的国民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利益的多元化，大家都知道文化会以非常快的速度传播，比如说韩国的韩流就以各种形式超越了国境，在亚洲地区成为人们共享的要素。

　　其次，国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现在留学生越来越多，国际婚姻也越来越多，很多留学生并不回到本国发展，选择在自己留学的地方找工作结婚。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了国民意识的变化和多样性。

　　由此可见国家主权会和跨国系统同时存在，也就是国家加上跨国系统会成为21世纪一个新的框架。

　　东亚融合不走欧洲路

　　《中国经营报》：理想中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与欧盟一体化的模式有什么不同？

　　天儿慧：实际上亚洲地区统一化不能像欧洲那样制定细的规则，欧洲一体化跟亚洲一体化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最近我出了一本书叫做《亚洲联合的道路》，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框架叫圣火模型，讲了促进地区一体化的网络。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关系或者是网络，包括环境方面、传染病方面的预防网络、自然灾害网络，而且我认为这些网络有三个主体，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专家队伍，第三个就是市民或者是NGO组织网络。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是主角，同时专家队伍也很重要，NGO也要出现，这三者要联系在一起。然后各国呈现一种“卫星式”的组合，当然这一过程需要时间。

　　《中国经营报》：在你的设想中，亚洲一体化的道路和目标应该是什么样的？

　　天儿慧：简单地说，也就是可持续性，在中国叫做和谐，在日本叫做调和，都是指和谐社会，中国在走建设和谐社会这条路，韩国和日本也一样。比如，都要解决贫富差距等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努力保持社会平衡，更重要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问题应该是各国都非常重视的，也应是一体化的方向。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