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驰原 彭波 徐颉

　　据说，吼一声秦腔，八百里秦川之气尽入胸怀。西安，一座诞生秦一统、唐盛世的千年古都，地域性格中的开放、自立、朴拙如同秦腔般萦绕在这个城市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报业。《传媒》记者此行的目的地，距离西安古城墙含光门只有5 分钟车程，5分钟后，华商报业的13年传奇，将我们从古都绵延的历史拉回到现代报业崛起的波澜壮阔之中。

　　似乎很难相信，中国都市报的翘楚之一会出现在陕西——中国内陆腹地、西部欠发达地区。《华商报》以及以《华商报》为龙头组建的华商传媒集团，凭借“市场化”利器闯荡报业13年，冲破了“报业发达地区唯有北上广与沿海各省”这样的固有判断。事实上，这座古城赋予这份报纸的远非飘渺的历史优越感，它所提供的良性传媒生态环境是华商报业持续生长的土壤，也是我们探问的重点之一。

　　当我们把华商报业放入坐标来观察，横看竖看，华商都堪称报业传奇。

　　从亏损1000万，到年收入28.2亿元、年利润3.8亿元；从一张报纸，发展为运营7报5刊5网和15家公司的一个大型现代传媒企业；从单一的报纸，扩展到杂志、网络、出版、投资、配送、印刷、会展、户外广告、DM等产品形态；从30多名员工增加到15000人；从西北一隅扩张到北京、天津、重庆、沈阳、长春和南非……这一切都是在13年中实现的。

　　这是从华商自身一个维度，是坐标的纵向观察；让我们再从另一个维度——坐标的横向来观察。全国已经成立的报业集团，几乎都是以党报为主，由都市报自行组建的传媒集团，华商是独此一家；华商传媒集团的“旗舰”《华商报》2009 年广告收入6.5亿，居全国前列，并且连续4届跻身全国都市报竞争力前4名。再找一个与西安同级城市来比较一下：哈尔滨常住人口989.86万，中心城区人口350万，2009年GDP3258.1亿元；西安常住人口843.46万人，中心城区人口300万，2009年GDP2719.10亿元。同属二类城市，哈尔滨的都市报发展比较早，但至今，其最大的两家都市报2009年广告收入总和不到3.2亿元，仅相当于《华商报》的一半，相当于整个华商集团的11%。

　　华商创造了奇迹，创造了辉煌。那么如此辉煌的跨越，是一些什么原因造就的？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

　　华商之路：百道雄关从头越

　　“醒得早，跑得快”，当《传媒》记者探问华商成功秘诀之时，张富汉董事长这样回答。他说，在历史赋予同时代报纸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发展机遇之时，《华商报》只是较早地张开双眼寻找“市场化”变革的光明之路。但关于《华商报》的故事，却要从西安报业市场的另一份报纸说起……

　　命运打开了另一扇窗

　　张富汉，行伍出身，1986年作为兰州军区某部的宣传干事曾穿梭在老山前线的枪林弹雨中；刘东明，陕西军区现役军官。退伍之后，二人均转业到陕西日报社，1994年《三秦都市报》创刊之后，分任报社副主编与新闻部主任。他们新闻生涯的重大转折，源于对《华西都市报》席文举的一次取经。

　　1995年，《华西都市报》凭借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和全新的竞争策略开启了中国都市报之先河，也因此成为兄弟报社研习的样本。张富汉与刘东明怀抱将《三秦都市报》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报的理想入川求教，与席文举一席长谈后，《华西都市报》的市民生活报定位、强势新闻策划和敲门发行的市场举措等成为二人取回的“真经”。

　　南橘北枳在都市报萌芽的时代，已然存在风险。但两人遇到的更大阻力却来自《三秦都市报》尚无法摆脱的体制窠臼。入川取经后的张富汉与刘东明将所得写成完整详尽的报社运营方案，虽然大多模仿《华西都市报》，但也有一些创新，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设计的方案。然而在1996年，一些传统党报尚无法接受这份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方案，几次运作都未达到预期目标。

　　当命运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会打开另一扇窗。1988年创办的内刊《侨声时报》在1992年改名为《华商报》，经过几年发展，到1996年已是步履维艰。作为一份发行量不到两万份的小报，几年间的累计亏损已达上千万。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与《华商报》主管主办单位陕西省侨联决定将其停办，无奈之下的《华商报》恳请再允许其运营一年，并在社会公开选聘总编辑。

　　《华商报》创新改革的诚意，吸引了改革方案两次受挫的张富汉与刘东明，两人辞去《三秦都市报》的原有职务，放弃事业编制，带着整套运作方案来到危机中的《华商报》。双方一拍即合，两人组成新的班子，封存报社原有的20个事业编制，对报社进行整体改造。

　　一张即将搅动西安报业市场的报纸开始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