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荥阳红头文件推动后慈善组织增至600多个

4月14日，河南荥阳某酒店。

用餐完毕的李先生结账时，将10元钱投入了募捐箱。这家酒店的规矩是，在专辟的这个爱心餐桌就餐，需将餐费的10%捐给“荥阳慈善总会”。在这个餐桌就餐，常常要提前几天预约。

模仿这个规矩的饭店在该市已增加到4家。不特饭店，在荥阳的超市、药店，这样的募捐箱似乎正在成为必备的道具。

慈善的走红，背后推手是红头文件。荥阳官方要求，发起全民慈善运动，目标之一是在全市设立1000个慈善组织。在荥阳行善的根本大法——荥阳慈善活动细则也正在草创中，其中最管用的一条或许是，考虑将慈善纳入官员政绩考核。

毫无疑问，荥阳的一些弱势群体已在享受官方慈善带来的甘霖。零星的捐款、企业自发的捐赠也逐渐涌现。荥阳官方的努力也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可。

然而，这种盖章的慈善却触动了国内慈善业人士的神经。一方面，他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国内慈善组织多为官方主办有异曲同工之妙，潜意识里，他们又困惑于这种全民慈善的风潮。

政府公共治理的责任与慈善的功能如何区隔？慈善，究竟应该生长在公民社会的热炕头，抑或是强势的公权力卵翼之下？诸多疑问的背后，是一个长期无解的命题：如何划定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带钢印的慈善

爱心超市、药店最近在荥阳不断涌现，流风所及，一些眼镜店、诊所也不甘落后，或对困难弱势群体打折让利，或按比例捐出部分利润。

“在已挂牌的爱心医院，患五种疑难病症的困难户患者，除医保报销外，将可享受看病免除500、1000元不等医药费的照顾。”荥阳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王智勇介绍。

这一切，来自于荥阳市政府一个宏大的构想。去年8月，该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议全民参与慈善城市创建，要在全市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5000多个慈善大使，目的是将荥阳打造为慈善城市。

4月14日，在荥阳慈善总会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份文件的升级版本——一份达19页的实施细则。细则规定非常详细，对募捐箱的开启，慈善饭桌、超市的审批，各基层志愿者管理程序，乃至市民“日行一善”的事项，都有相应说法。

很快，一大堆数据印证了慈善运动的成效。据称，目前该市已建立慈善工作站482个，拥有慈善爱心大使2560人，志愿者服务队伍1.2万人。已总计设立募捐箱179个，挂牌慈善超市5家，饭店3家，药店10家。而就在发稿前，慈善工作组织的数量已刷新到600多个。

在政府倡议下，民间力量被极大动员起来。在2009年12月2日，一名戴着大框眼镜，30出头的女子拎着装钱的纸袋到了慈善总会，一次性捐出20万元，并未留名。

“以前没那个概念，现在到了爱心超市，一毛两毛的钱就捐了。”荥阳出租司机小汪说。

一些受惠于他人的人也开始反馈。王了解到，一位姓赵的低保户几天前专门跑到西南旱灾的募捐点，捐出自己刚用废品换来的几十元。企业家做善事的热情也被激发起来。王介绍，不久前郑州某公司拿出两万元，专门成立基金，用于资助0-6岁的学龄前贫困孩子，今后还将每年追加两万元。

一些市民甚至发动了海外友人，“由于和本地一位画家熟识，一位俄罗斯画家一次性为荥阳慈善总会捐了16幅画”。除荥阳本地人外，慈善总会还接收到来自外地同乡，乃至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市民的自发捐赠。

王很乐观，“我不敢夸海口，但至少目前百分之五六十的民众都被动员起来了”。

争议

荥阳慈善运动方兴未艾，争议也随之而来。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此前曾直言，“慈善必须要自愿，一些政府对企业进行摊派，实际上不叫慈善捐款”。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认为，政府重视慈善是好事，但要把握好度，不应越俎代庖，不能代办慈善，关键是依靠民间力量。

王智勇对质疑显得有点无辜：“有网友说我们摊派，没有啊！我们并没有让大家一定要捐钱，完全都是自愿的。”

然而荥阳“全民慈善”带给人们的隐性暗示却无从遁形。

关于慈善单位的星级评选，标准是按照各单位、企业每年参与组织慈善公益活动6次至15次，募捐资金1万至5万不等的数量，给予一至五星的五个等级评定。

另一个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荥阳市目标中的千余慈善工作组织，数万名爱心大使和志愿者。

对这个宏大数据，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朝聚曾推算，作为仅有60多万人口的荥阳，按照规划，平均每平方公里就要有一个慈善组织、五六个慈善大使，每个慈善组织“管辖”五六百人。

他直言，这种四大班子齐上阵，大规模的“行政排场”，可能会给民众一定的心理压力。也有论者询问，成立如此多慈善工作组织，会否导致人员和机构的膨胀，加大财政供养压力。

对此王智勇回应称，事实上，这些基层组织绝大多数依托各乡镇、局委、街道、居委会成立，并不涉及新增资金和人员。

将慈善事业纳入干部考核更是一道紧箍咒。邓国胜直言，政府的出发点肯定是善意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考核什么，怎么考核，“政府对慈善强调过度了，可能矫枉过正”。邓进一步指出，通过考核方式发展慈善，完全可能引发政绩冲动，其结果是慈善大跃进，浪费稀缺资源，导致民众对慈善的曲解。

对此王智勇回应称，考核初衷不是看哪个部门捐钱最多，而是通过具体指标衡量政府的德政和善举，促使干部更加关注民生，关心弱势群体，“我们考核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程度，有什么不对么？”

他强调，他们将始终坚持两大原则：自愿和绝不摊派。

　　路径

尽管争议尚存，荥阳仍在探索前行。王智勇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着重两件事，其一是捐赠物资的公开透明，通过广播报纸乃至专门的慈善电视台，争取公示到每个村；其二是通过对各类慈善需求的梳理，设立慈善项目库，以利慈善双方供需对接。

由于组织有力，荥阳入选民政部“中华慈善奖”。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指出，不排除荥阳经验向全国推广的可能。

慈善究竟民办还是官办，这关系到慈善事业未来走向。由于《慈善法》仍未出台，其中的政府职责与社会责任等诸多规定都付之阙如。

邓国胜则表示，慈善事业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体，已是基本共识。目前因政府介入造成的纷争，正是由于慈善法滞后所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也直言，现在有一种声音，要求政府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以发展空间。这背后的理由不难理解，“如果政府要替代民间，将是种种坏事的发端，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为腐败的官员所利用”。

然而，民间社团难以壮大或许还来自于对“利维坦”式公权力的迷信，以及对草根组织的不信任。

某网公益基金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后他所在的公司一度曾有大笔善款需花出去，当时也有一些草根NGO和他们联系，但最后他们仍选择把钱捐给官办的公募基金会，“草根NGO可能触角比较灵敏，服务也不错，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找谁去？”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长期看政府应该退出慈善一线，集中精力于慈善制度环境的培育。“切忌大包大揽和急功近利，更要防止将政府公共治理责任，诸如一些合理的教育医疗问题解决等，转嫁给社会慈善买单。”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