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

 

王勇站在搁浅的铁皮船边

 

 

 

王勇把铁皮船推进江里

 

 

 

王勇和碑沟村的孩子

 

 

 

王勇搀扶孩子上船

 

 

 

王勇和学生们在回家的路上

 

 

教师和船夫，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已经在王勇身上共存了20年。这个48岁的东北男人有时会自嘲地说：“我是书教得最好的船夫，也是船开得最好的老师。”

可清楚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这句貌似轻松的玩笑话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厚重的故事——在过去的20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的这个教师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早些时候，孩子们坐的是王勇自己打制的木船；再后来，换成了烧柴油的铁皮船；枯水期的时候，王勇会领着孩子的家长们搭桥；等冬天江封上了，王勇就带着孩子们，走过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而实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只好背起孩子们，趟过去。

这些年来，在这条求学路上，究竟摆渡过多少个孩子，王勇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最多的一年，他带过19个，最少的时候，也有六七个。

在他的呵护下，一茬茬的山里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了小山村，开始一种全新的城镇生活，而这个山村 小学的老师，却依旧活在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日子里。

求学路上的河

4月12日清晨5点来钟，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江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

这个小学老师所在的碑沟村，是个有着15个村民组的小村子，位于鸭绿江南岸的一处山沟里，四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沟各处。住得最深最远的一户人家，走到村口，要在山路上花上近一个小时。

即便到了这儿，出村也并非易事，横挡在人们面前的一条大河，成为这个小村与外界最大的阻隔。它是鸭绿江的一条支流，两岸相距四五百米。河上多数时候看不到一座桥。而王勇和孩子们每天要去上课的碑沟小学，位于这条大河的北岸，与碑沟村隔河相望。

对面前这条大河，碑沟村的人们感情很是复杂。

一方面，这条大河是养育了他们的母亲河。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许多人的生计来源，正是在这条河里捕鱼、挖沙。可另一方面，这条河也让他们的出行变得极为困难。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小船，大多数时候，如果没有它，人们都无法出门，尤其到了丰水期，水位能一直涨到半山腰，涨到许多人的家门口。也正因为如此，村民们平时会尽可能减少去对岸的次数。每次出门，都是把好几件事“攒”在一起办。

但大人们可以把事情攒在一起办，孩子们的上学，却成了大问题。

一度，村子里曾有过一所小学，但上世纪80年代，由于生源过少，这所学校被取消了。从那以后，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要上学，都得到对岸的碑沟 小学去。

这儿的许多孩子都会划船，所以刚开始时，是由年长的孩子划着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去上学。但有一次，因为风大浪急，孩子们划的船翻了，所幸江边长大的孩子水性好，才没出什么大事。

从那时候开始，碑沟村的家长便开始轮流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碑沟村是个穷地方，成年人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山林里种地或者养蚕，就是在河里捕鱼或者捞沙，总有抽不出时间的时候。

这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那一年，自小在碑沟村长大的王勇，回到碑沟小学任教。

摆渡者

如果粗略打量，会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个小学老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个头不高，身体壮实，雨后的泥巴路，旁人都踮着脚，他却满不在乎地踩着走，一双可以拉到大腿的蓝色长筒胶鞋沾满了泥，说起话来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是能在这个中年人身上发现一些异样。看上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但白色的发根却泄露了秘密——他的头发全白了，每年过年，都要上理发店里去染一次。

这是时间在王勇身上留下的最为深刻的烙印。

“2001年民办代课教师最后一次转正，考试前一天夜里，我紧张得整夜睡不着，早上起来就这样了。”他摸摸头发，叹道。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教师还常被人叫做“臭老九”，更不用说像王勇这样的编外人员，他每个月的额定工资只有32元，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

而就连这点微薄的收入，都经常发不到手上。那些年里，教师的工资还是由乡镇发放，宽甸是个穷县，经常发不出工资来，有时候用县里自产的啤酒、水果代替，甚至还打过几个月的白条。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干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村小，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便爽快地答应下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干就是20年。

小学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几只放养的猪崽，在教学楼旁撒欢，头天晚上刚下过雨，操场上一片泥泞，在生锈发黑的篮球架下，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皮球已经看不清颜色，落在地上就粘住了，压根弹不起来。

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途径。

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当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一些的教育条件，稍微有条件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交通不便还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村里的女孩大多选择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却没有人愿意嫁进来，全村1000多个居民里，光棍就有100多号人，其中不乏四五十岁的老光棍。

所以，碑沟 小学的学生生源越来越少。最多的时候，这个 小学有150多名学生，但现在只剩下52名，人数最少的六年级，只有5名学生。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是六年级，最小的是一年级。

王勇和这些孩子之间，已经培养出了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人笑话她年纪小，她就会说：“谁说我小了，我叫陈伟大！”

不过，“陈伟大”常有哭鼻子的时候。有一次夏天，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的左脚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江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也没捞着。

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三年级的王明娇也记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刚搭好的木桥淹没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桥面，她不敢过桥，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挡着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江对岸。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六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个子已经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时间久了，压在王老师肩膀上的除了这些孩子的体重，还加上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 小学3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但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

这也成了王勇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要过河，自然离不了船。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运上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岸去。

2002年，县里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们对这条大河产生了某种敬畏感。

下船的时候，年纪最大的学生先上岸，然后用手把住船头，第二个学生上岸后，把船绳牵住，不让船身乱晃，后面的学生陆续下船，最后一个学生，负责把坐垫收进船舱里。只有等学生们都安全上岸了，“船长”王勇才会离开船舱。

孩子们受到了王勇的严格训练：在船上不允许嬉笑打闹，江面上没有风浪的时候，可以坐着，一旦风浪大了，孩子们都必须趴在船舱里，这样能够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尽管如此，20年来，王勇还是遇见了很多次险情。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在船上睡着了，到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却被船头的绳子拌了一跤，掉下江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赶紧跳进江里，把小姑娘救了上来。

2002的夏天，王勇遇见了鸭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汛，江里的风浪有1米多高，铁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他只能命令孩子们趴在船舱里，自己跪着开船。回家看新闻，看到鸭绿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风吹到岸边搁浅了，还翻了几艘，他才有点后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江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上数个小时，有好几次都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他让年长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势，才能勉强渡河。

有时候，即便有船也解决不了问题。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