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在向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汇报时透露，广州正在调研超生带来的“黑户”问题，争取在今年内拿出调研报告和政策措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据悉，该问题涉及近2万“黑户”(据9月3日南方农村报3版报道)。 

　　报道说，“去年年底调研统计数据显示，广州历年政策外出生未入户人数有19084人。”这个数字，只怕还是不完全统计，这是由“黑户”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是挨家挨户上门统计，也会有人瞒报，何况还有人生了小孩寄养在亲友家。

　　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是根据各省统计局的数据加上估计的漏报人口(以抽样调查得出的漏报率乘以各省人口之和)形成的，只考虑了漏报而没有考虑大量人口流动背景下不可避免的重报，因此人口总数可能有所夸大。但是公安部统计的户籍人口中也有一些是死亡未注销户口的。两者未必能抵消，但中国“黑户”总数肯定数以千万计。除非所有的人都上户口，否则无法得出今日中国“黑户”的准确数字。所谓“黑户”，特指出生时没有生育指标，并且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的人。众所周知，“黑户”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就近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结婚、参军、报考公务员、享受“低保”和“医保”，其下一代仍是“黑户”。其实“黑户”的悲惨处境远不止于此。无“证”寸步难行，“黑户”因不能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外出务工证明”而只能“打黑工”，因不能买房、租房而只能住“黑屋”(房东不登记房客的身份证号码要受处罚)，无法在银行开户、购买股票，不能办理“驾驶执照”，甚至一个“黑女孩”被人强奸了都无法报案！

　　对“黑户”的歧视不但直接降低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素质，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方面是受政策歧视而产生不满，另一方面是受生计所迫，导致“黑户”群体比户籍人口高得多的犯罪率。“黑户”犯罪除非被抓现行，否则破案难得多。而当“黑户”因犯罪被抓捕后，警方难以确认其身份。警方可能高度怀疑一个“黑户”是累犯、惯犯，却极难查证。少年“黑户”犯罪，警方无从证实是否满16岁(普通犯罪)或14岁(法定的几种严重暴力犯罪)，当然也搞不清他们是否未满18岁(处罚从轻)，只好由他们自己报年龄，导致一部分少年“黑户”犯罪而逍遥法外。

　　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废除将“计划生育证明”作为办理“营业执照”、“外出务工证明”、“驾驶执照”等先决条件，仅赋予办证机关通知当地计生委的义务，值得肯定。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并不需要以履行法律义务为前提。公民违反法律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不得以公民违反义务为由随意剥夺公民权。

　　既然违反计划生育法规的公民本人办理各种证件不再以缴纳社会抚养费为前提，不给无辜的“黑孩”上户口就不应该。这种以儿女的前途要挟父母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做法易受非议。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跟欠债不还、欠税不交一样，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此次广州市提出将采取政策措施，切实解决超生“黑户”问题，体现了政府责任的担当，值得肯定。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类似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挑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各级政府从宪法精神出发，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尽快出台有力措施，允许“黑孩”入户。(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杨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