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武汉市启动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目标是：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城市之一。经过本轮改革，市政府直属的行政机构由56个减为46个。今起3年内，全市将消化4000多名党政机关超编人员。（《长江日报》9月7日）

　　武汉市的这一精简“4000多名党政机关超编人员”的改革成效，无疑堪称“大手笔”——精简规模范围之大、涉及人数之多，均相当可观。

　　众所周知，党政机关人员大量超编、人浮于事现象严重，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行政顽疾，同时也是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的重要根源之一。如媒体最近披露的“最大县政府”——湖南溆浦县便是一个典型，该县环保局超编80人，农业局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干部职工1868人……

　　但接下来，“4000多名党政机关超编人员”具体究竟如何精简呢？报道中提到“消化”一词，无疑耐人寻味。按照既往许多地方的习惯做法，以及人们的普遍经验，所谓“消化”，除了“退休”之外，无非两种途径和方式：其一，在机关内部直接“消化”—超编人员“不再任领导职务，但保留级别待遇，工资不降，待遇不变”，如最近吉林省的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便是照此办理的，最终产生了“没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的效果。其二，将被精简的超编人员向其他单位部门分流，如事业单位、（官方背景的）民间社团、国企等。

　　如此“消化”方式，显然无法让人满意、信服。前一种方式，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人浮于事”的局面，也没有真正节省行政成本，不符合“精简”的本义。而后一种方式，虽然名义形式上实现了精简，但实际上是一种“转嫁”——将包袱简单地甩给了其他部门。要知道，目前在我国，事业单位、社团、国企等单位部门，超编、人员过剩的问题并不比党政机关更轻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统计显示，全国“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大约是行政人员的3．5倍。同时，以事业等单位部门来“消化”党政机关超编人员，会加重和恶化政事不分、政商一体的社会治理倾向。

 　　所以，真正最便捷有效的“消化”，是直接将之清理、排出“体外”，让他们下岗再就业。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彻底实现人员精简的目的，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让那些仍然在编在岗的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一种危机意识，用事实告诫他们公务人员并非铁饭碗。

　　依据现行《公务员法》，公务员其实并非没有正常的退出渠道。如该法规定，公务员若出现“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工作”等情形，便可“予以辞退”；同时对于严重违纪的公务员，还可以直接给予“开除”处分。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规定执行并不严格，更远没有形成明确刚性、足够正常的退出机制。如数据显示，全国800多万公务员，1996至2003年,辞退的仅19374人,每年2421人,年均辞退率只有0.03％。至于“开除”，适用的就更少了 ——2006年，全国被开除公务员不过950人。

　　近年来，国家不止一次提出要“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现在看来，这一“正常退出机制”不仅是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普遍需要，亦是保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否则，超编、多余的公务员不能正常退出，不得不一再寄托于暧昧的内部“消化”，那么，“行政效率最高”的改革目标，恐怕就会变成一种奢望。（张贵峰 ）